一、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领导制度在胜利后遇到新问题
    一般来说，50年代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苏联模式示范作用的共同结果，但其运行机制自然与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创建、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便成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政治运行规范。关于民主集中制，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应该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应该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的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注：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2页。）但需要注意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形成的领导制度。这是因为它主要处理的问题不是多元的利益分配而是实现一致的革命目标，它能够有效地动员群众并保证党集中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在革命成功之前一般不会发生复杂的权利冲突。经过漫长的战争岁月，历史自然地使人们习惯于这种集权模式，而权力与利益的非紧密关联又容易使人们丧失对政治腐败的警惕。进入执政建国的历史新时期以后，党面临着组织政权、建设经济的复杂决策课题，党员干部也无可逃避地和普通群众一样进入日常生活的利益分配格局。实践也表明，无论是决策中的主观主义，还是行政上有官僚主义，以及表现为以权谋私的恶性利己主义，都可以从这种权力配置格局和行政运行机制方面找到根源。可以说，建国后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在具体的领导制度上要求比战争时期相应地扩大民主，并需加强监督制约权力和保障群众利益的体制建设；这些处理不好就会对国家建设事业和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在客观实际上偏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战争时期形成的权力集中型领导制度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建立个人权威主导的决策机制，甚至诱发个人崇拜，而这种政治文化又会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在历史上，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且产生了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和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组织结果。据师哲回忆：七大明确了毛泽东也是党中央的主席后，“他对‘主席’这一称谓很喜欢，他的解释是‘主席就是主要的一席，主人翁嘛’”，不同于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的“只是主持会议的主席”（注：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建国后，毛泽东担任党、政、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战争时期形成的个人决定权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取消。1953年5月19日，中央办公厅曾因将中央会议决议只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后就发出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指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230页。）显示了毛泽东继续享有在中央集体之上的某种特殊地位。另外，中央还建立党组织对政府的“分口领导”体制，并强化党委的决定权和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这样，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口号下，当新中国的政治体制、领导制度确立起来的时候，它已在某种程度上显露了国家社会权力横向集中于党组织、纵向集中于党中央、党组织权力集中于个人的一些特征。
    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自然会带来机构重叠、人事臃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言代法等结构性弊端；而从政治结果上来说，定会影响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干扰党的集体领导和政府的民主决策，并带来某些不良的社会后果。
    建国初，尽管刘少奇在明确反对“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搞无产阶级专政”之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尽管他警告急于搞农业合作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但在毛泽东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以后，他便放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之社会发展战略，这导致了新中国中断新民主主义实践而匆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后果。据李锐回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1955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批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注：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总之，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原则应该坚持，但如何从体制上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治目标和道德承诺却是必须进行理论思考和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