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以“党”、“社”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活动，就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其尤著者当属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① 与朱倓先生的《明季社党研究》② 等。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更为深入，诸如“士商关系”、“士人心态”、“社会出路”、“社会交往”与“士风”等问题也被更深入地纳入到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其中影响尤大者当属美国学者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③ 一文，他通过对士、商关系变化的梳理， 着重揭示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心路历程。其他还有李洵先生的《说“卢楠之狱”》④，对16、17世纪士子社会地位与际遇、出路的探讨；陈宝良先生的《论晚明的士大夫》⑤，对晚明社会变迁中士林的文化生活与人格演变的考察；左东岭先生的专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⑥，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明代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文化心态演变的研究；赵园先生的专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⑦，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遗民社会”与“遗民学术”的解读等，可谓成果不菲。
    不过大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多主要地集中于思想史、政治史与文化史层面，而从社会史层面的关注相对少些。而且上层精英群体也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关照对象，对下层士人的关注明显不足，尤其是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对中国近世知识分子群体发展的影响，应该说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
    士之概念内涵，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有着狭义与广义的不同理解。从狭义上说，士乃“无位而文者”，即士大夫之外的基层士人群体；从广义上说，则是既包含基层士人也包括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意义上的知识群体。我们这里所说的士人与士，就主要是指其狭义而言的。
    “人之有生也，则有生计”[1](卷下《生计徒劳》，p216)。生存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群体，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核心话题，治生--即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与途径--也因之成为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基础所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士散处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的治生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然而士之所以为士，首先在于他们是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是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从这一角度来说，士人的治生类型又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所谓“本业治生”是指士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方式。“异业治生”则与此正好相反，它是指士并不主要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而是以其他与之基本无关的方式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类型。
    士人的异业治生，并非始见于明代，但在明代社会变迁的促动下，却呈现出了许多与前代不同的发展趋势与特征。本文拟从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对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及其演变状况，略作探讨与评析。
    一 异业治生之基本方式
    明代士人异业治生之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就其大致而言，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1.耕读传家
    “昼耕夜读”，以耕读立身传家，是明代士人一种较为常见的异业治生方式。正如明代中叶章丘弭氏对其子谢惟馨所云，“吾家赖以为生者，不过读与耕耳。君于读书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劝戒勤惰，以望有秋，以办两税之需，以赡一家之养”[2](文之八《淑媛弭氏墓志铭》，p61)。“读”是为将来的出身起家， “耕”则为眼前的朝夕之供。诸如孙惟中“朝耕暮读”[3](卷二四《孝义名臣·孙公》,p478)、杨恒“带经耕烟雨间”[4](卷二九八《隐逸·杨恒传》，p7626)、黄润玉“垦园鬻蔬以为生，稍隙肆力文辞”[5](p14) 的例子在有关明代的史料中可谓比比皆是，难以胜数。
    就整个社会而言，民户中富户、中等户、下户所占的比例呈递增排列。以万历时徽州宁县十一都三图与十二都二图民户为例，据姜守鹏先生统计：除却206 户无地户，余下的488户中，富户只有2户（约占0.4％）、中等户32户（约占6.6％）、下户454户（约占93％）。[6](p59～60) 士虽为四民之首， 但毕竟仍属于民的范畴之内。民户内部各等级间拥有土地的比例虽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耕读之士内部各等级间土地的拥有情况，但它反映出的大致趋势与分配状况却是基本与社会现实相吻合的。
    可以说，在以耕读为生的明代士人中，虽不乏田连阡陌者，也时常可见诸如应天士人钱恩那种“勉力干蛊，出耕归读，与僮仆同甘苦者几十年”[7](卷六六《乡贡进士钱公墓志铭》，p422～423)，虽不饶裕，却也清静自适的自给自足者的身影。但就其主体而言，可能还是以拥有少量土地、常常处于入不敷出境地的贫士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