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解学诗1928年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53年吉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吉林大学讲师。1958年调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现任研究员、满铁资料馆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特别招请教授。还曾受武汉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聘请，为研究生授课和担任学位论文指导。现为中央批准项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主编、国家重点课题《满铁调查部研究》项目负责人、中日合作研究《满铁与中国劳工》中方代表。先后出版《伪满洲国史新编》等专著5部、档案史料2套，图集1种，论文多篇，其中有3种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从各方面参与了日本对华侵略，“一贯是大陆政策的中心”（注：原朗：《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解题。《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1卷，本之友社，1996年，第1页。）。因而，满铁研究应是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在满铁研究中，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在日本虽已有相当可观的成果，中国却属于空白。本文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即1935年至1939年初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大致试做些分析，以期揭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满铁在日本经济侵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涉及1936、1937年满铁的两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及其以后的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后改调查部）的其他华北农村调查。
    一满铁调查活动重点之转移华北
    满铁设立伊始即按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意旨设立了调查部，不久又改为调查课（注：1907年4月，满铁设调查部，1908年12月改称调查课，此后至1931年该课先后隶属于满铁总务部、社长室、庶务部等。人员最多时逾百人。）。满铁调查活动的地区，以中国东北为中心，遍及各地，但在调查课时期，即“九一八”事变前，“以满洲及蒙古为主，以与满蒙有重要关系的中国本部、西伯利亚及欧俄为辅。”调查内容，则“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交通、文化等一切方面”（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368页。）。当时，华北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在满铁调查中虽处于“为辅”的地位，但自1927年后，满铁调查课内始终有两个系的业务，涉及华北和“中国本部”（注：1927年以后调查课的贸易统计系编辑《华北贸易年报》；交通系从事“中国本部铁路”调查。）。而且在此之前，1918年经川上理事建议和日本驻华公使支持，满铁还设立了北京公所（注：1916年前后，满铁川上俊彦理事为谋取鞍山铁矿和吉长、四郑等铁路权益等逗留北京。满铁公所主要进行交涉工作，同时也从事调查、情报活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奉天、北平、郑家屯、吉林、齐齐哈尔、洮南等地设有6个公所。），该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地调查机关。公所设有研究室，“担当调查与出版事宜”，时而还派出“出张员”或“驻在员”在外活动，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该室南迁并入上海事务所（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552～2553页。），其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定，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积极化的转机。此前满铁对华北是随时进行现地调查，“但昭和8年（1933）5月该地区的形势已不容许这种消极方针。该社（指满铁）首先为进行现地基础调查和担当情报连络，在天津、青岛常设驻在员。”（注：满铁产业部：《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1卷《立案调查与文献目录》，昭和12月9日，第9页。）满铁自身把这些派出机关说成是“华北工作的触觉”（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225页。）。而所谓“华北工作”，如所周知，就是将冀东22县沦为日伪控制的所谓“非武装区”，和以此为基地进而打击抗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禁止抗日运动，建立亲日政权。特别是1933年9月庐山会议后，到1934年伪满与华北实现通车、通邮和伪满在长城各口设卡时，满铁积极策划设立新的华北调查机构--满铁经济调查会华北经济工作调查班及其所属的天津、青岛和上海三个支所（注：满铁调查部：《支那经济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支那·立案调查书类，第二编第1卷其二，（以下简称“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315～350页。）。计划虽未实现，但从1934年初起，满铁对华北“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16～217页。）。1934年5月，满铁为了进行华北各种资源、交通、一般经济、利权等项调查和对策起草工作，在天津、青岛、太原等地设立了驻在员（注：1933～1934年，满铁在华北设驻在员的说法不一。据“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352页载，为此三地。各地驻在员都有事务所，人员多寡不同。）。1934年，满铁提出的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共9类37项；同年10至11月满铁还派人参加了中国驻屯军实施的华北资源调查（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355～360页。）。
    满铁向华北伸张势力，固然与其在“满洲”的地位变化有关，但主要还是其“国策”性质使然。由于伪满洲国业已成立，满铁历来所承担的“在满洲进行政治活动的任务”已告完成，但在日本经济势力积极向中国内地伸张方面，满铁又担负起“更大的使命”（注：1935年5月林陆军大臣同满铁新任总裁松冈会谈的基本内容（一）。《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一），みすず书房，第785～786页。）。1934年3月和6月，满铁理事十河信二以满铁经调会委员长的身份，衔着所谓“重大使命”，两次跑到中国内地，广泛接触中国各界要人，进行所谓“对华经济工作”的考察。正是根据他的建议，在华北事变达到高潮的1935年，满铁决定全额出资设立兴中公司，“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十河本人后来也成了兴中公司的社长。与此同时，满铁对华调查机关--满铁经调会大规模地开始华北经济调查和对华经济政策的起草活动。
    满铁经调会即满铁经济调查会的简称。它是1931年末日军侵入锦州后，在炮制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由关东军提出要求设立的调查机关；它“应关东军咨询，协助军方进行有关满蒙各种情况的调查，研究起草建设方策和计划”（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13～215页。）；它“在形式上虽然是满铁的机关，实际上由于军方的特殊要求已成为军司令官编制下的军方机关”（注：满铁档案：甲种、总体，监察，监察，监察报告，第1册之1。）。
    华北事变的急剧升级，是从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的迫使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撤离的察东事件开始的。此后于2月26日，满铁同时设立两个“对华经济工作机构”--总务部东亚课和经调会第六部。满铁在阐述东亚课设立理由时称：“作为大陆经济工作机关的满铁已达到了这样的时期：为完成其使命，在目标上必须将重点从对满经济政策转向对华经济政策。”东亚课是满铁“对华北经济工作”的“联络统制机关”。而“联络”包括“社内联络和同社外的交涉以及事业的企业化”（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429～2430页。）。所以，它是满铁向中国内地伸张势力的中枢，当时满铁设在北平和上海的事务所以及各地驻在员事务所均由其统辖（注：1935年北京和上海事务所在天津、济南、青岛、广东、南京、厦门、汉口均派有驻在员，其中如天津、济南、青岛驻在员事务所均有相当规模。）。
    与东亚课不同，经调会第六部是“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查策划机关”（注：《满铁会社功绩概要》（第三次），第244～245页。）。当时的满铁经调会，在委员长（注：1934年7月10日以后由河本大作理事任经调会委员长。）之下由部和班构成，1935年总人员达330人（注：满铁：《昭和10年度统计年报》，第968～969页。）。其第一部负担经济一般调查，第二至第五部分别承担农矿、交通、商业金融、法政劳动调查。新设立的由野中时雄任主查的第六部，则是“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为对象的”（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65～266页。）。它设有两个班--综合班和基础调查班。综合班并非是综合本部的调查，而是“综合经调会其他部和班的调查起草业务”，这就是说，经调会的各部、班，都被要求把越来越大的比重放在“对华关系上”。与此同时，满铁还成立了网罗经调会和社内各部门“权威人士”的6个“对华经济政策对策小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港湾调查小委员会，它在调查时竟动用了日本海军。该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6月，经调会4人，计划部3人。第一步从技术方面对天津、塘沽、大沽进行“现状调查”，实际上就是通过天津驻在员搜集“各项资料”。7月29日晚起，乘由葫芦岛起航的日本海军第15驱逐队的秋号，进行为期一周的渤海湾内的港湾调查（注：满铁调查部：《中国海运港湾关系立案计划及调查资料》，第180、181～182、186页。）。当时，港湾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的要害所在。满铁经调会第六部主查野中时雄以《华北经济调查的根本目标》为题称：“华北产业开发的中心目标是山西省的煤炭”，“作为经济调查的对象首先指向这个资源”，“假定可供输出的山西煤产量约为1000万吨，继之而来的是输出港定在何处的问题。”当时，日方认为，白河流域的天津、塘沽等港均无任何前途，青岛距离偏远，所以设想改筑秦皇岛、新筑大清河口以北的北方大港等，但“均嫌不够理想”，可是只有“输出港决定后”才能考虑由山西到港口的运煤铁路问题，亦即：是铺设沧石（沧州至石家庄）铁路，还是延长胶济铁路（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368～374页。）。对此港湾调查恐怕难以很快得出结论。但在铁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夏中日关系突告紧张时，中国驻屯军决定将沧石铁路计划改为修筑津石铁路，并向宋哲元提起交涉（注：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204～211页。）。
    经调会第六部基础调查班，分为农牧、工矿、金融、财政、政治、外交等5个部门，共有调查员等26人（注：满铁档案：总体、东亚、人事、杂件，昭和10～12年度，第20册。）。他们的“基础调查”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工作基本方针”的确定。当时，该班曾制定涉及6个方面的40多个项目，诸如：中国经济年度报告，中国经济机构调查，山东河北农业资源调查和利用方法研究，在华外资工业和当地工业关系，中国国内市场和东北特产在中国市场，中国租税，中国政治，等等。但经调会第六部成立后不久，即为“天津、察哈尔的实际工作”，而“奔忙于紧急临时任务”（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65～266页。）。
    1935年的春夏以至秋冬，日本军部在华北接连制造事件，将本已十分紧张的华北局势推到无以复加的尖锐程度。满铁不仅派人“奔忙于”华北事变的制造，而且在“何梅协定”签定时和11月3日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后的两次军事威胁与讹诈中，直接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注：1935年6月12日，满铁从洮南、长春等地将7个列车168节车厢的关东军军事列车开到山海关；11月12日，关东军又向山海关集结了由230辆车编成的10个列车，12月20～30日才撤退。）。及至同年11月25日和12月18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时，满铁更采取了针对华北的两大举措：一是8月2日经日本政府批准的兴中公司，于12月20日，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面世第3天后，赶忙正式开张营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企图抓住冀察政权这个对手，攫取利权，与之结成“依赖关系”，使之“亲日化”，从经济上推行“华北自治”阴谋；二是同年11月22日撤销经调会第六部，设立天津事务所，这非但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的强化，而且是进一步的调查现地化。满铁经调会第六部撤销后，其基本业务--基本调查班的业务全部为经调会第一部东亚经济班所继承，当时该班“几乎全部调查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但它“不是以对华政策面临的个别问题为对象的”，“而是调查研究中国经济全般基础结构”，并对各个产业部门进行所谓“基本调查研究”（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25～226页。其调查项目有：中国经济社会基础结构；中国农村经济一般特点；中国工矿业形成过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历史形成过程；现阶段中国社会形势，等。）。至于天津事务所，它虽然集“对外联系”、“调查”和“特别受命事项”于一身，但“由于满铁在中国的配合国策方针，在目前情况下以调查为其主要任务，因而天津事务所这种组织，从广义上来看，也可以称作调查机关。”（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221页。）天津事务所直属于满铁总裁，设有庶务课和调查课（注：发行“天调资料”和“北支经济资料”系列调查资料集，反映了广泛的调查活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天津事务所设立伊始，即受命统辖北平事务所（1932年由北平公所改组而成），并扩大华北驻在员网。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除天津、北平的事务所外，在青岛、济南、郑州、太原、大同、绥远、张北、多伦、张家口等地设有9个驻在员事务所（注：满铁档案：甲种，经济、庶务、庶务、情报，第20册。）。它们都负有“调查”和“情报搜集与通报”使命，是侦察和刺探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据点。此外，天津事务所还向各特务机关派遣“经济财政顾问”，向太原、张家口、绥远等地派遣各种专家。总之，“天津事务所采取了协助有关华北的国策”，“各地驻在员、派遣员也都互相一致地协助特务机关或领事馆的政治经济工作。”（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