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演变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其目标是通过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东盟成立以后，参加东盟的各个国家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区域经济政治集团，同时，它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也迅速发展，使东盟成为一支重要的区域力量。
    纵观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7年东盟成立到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双方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隔绝与对立，东盟认为中国是其安全的最大威胁。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从三个方面对自身构成威胁，其一，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东盟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东盟五国均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在美国的影响与支配下，东盟五国成为东南亚的反共反华阵地。泰国、菲律宾等国与西方国家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据此，“泰国把自己造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防御堡垒。”（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其二，中国是与东盟国家毗邻的大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极权制度及其扩张政策直接威胁东盟国家安全。东盟国家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奉行极权制度，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是扩张与冒险，而弱小的、毗邻的东盟国家是中国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扩张和冒险政策”，“在亚洲，中国是一个企图统治这个大陆其余部分的国家……它所标榜的共产主义招牌及其不断使国内计划陷入困境的人口爆炸，指导冒险主义和扩张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完成它意识形态上的圣战……”（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其三，东盟国家认为，其国内以华人华侨为主体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部威胁。这些华侨华人受中国的支持，他们是中国从内部颠覆东盟国家的代理人。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公开指责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是“忠于中国的颠覆分子”，“中国在这个国家有无数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试图用武力来推翻这个国家的民主政府。”（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这种观点在东盟其它国家也广为流行。
    基于上述认识，东盟国家认为中国是其外部与内部安全的主要威胁。只有新加坡有所不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包含有形地侵略亚洲的任何部分，”（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38页。）他说：“我并不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开到整个东南亚”，（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39页。）“不管人们认为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坏，他们不大可能追求战争。”（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9页。）
    东盟国家把中国作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原因是：双方之间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东盟国家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其对华政策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与制约；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受林彪、“四人帮”“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国一度倡导“革命输出”，自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也加强了“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疑惧。”（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对此，菲律宾学者指出：“在这个阶段，中国被东盟各国视为它们的国家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威胁，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困扰年轻的东盟国家的国内武装叛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种族问题等。中国军人的革命态度加剧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感。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加强了东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同时也为东盟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注：转引自曹云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新加坡学者指出：“东盟心目中欠佳的中国形象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辞句的误解。”（注：黄朝翰，前引书，第3页。）
    为了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东盟国家对华实行不接触的外交政策，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接受美国的保护；对内采取各种措施镇压、瓦解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中国方面认为，东盟国家本身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中方一再表示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与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东盟国家追随美国的反华言行，反对东盟国家利用自身的领土设立美军基地，进行越南战争，威胁中国安全。
    第二阶段：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内容是反对越南霸权主义对柬埔寨的侵略。随着尼克松的上台，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逐步从越南战争脱身，并改变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谋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对自身安全及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认识开始出现调整。这种调整的重要举措就是改善对华关系，推行地区均势战略，谋求东南亚的和平、自由与中立。1971年11月东盟国家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宣言》，争取使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1972年7月东盟外长马尼拉会议确立了与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方针。这样，7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削弱，苏联乘机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推行霸权主义。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同时，越南实行排华、反华政策，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给中方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共同反对越南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我国与东盟在安全关系上由以前的对抗转为合作。我国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支持柬爱国军民的抗越斗争，要求越立即无条件地从柬撤军，让柬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民族自决。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支持柬人民的抗越斗争，1979年春，中国军队发动对越自卫还击战，迫使越南把60%的军队置于越中边境地区，极大地减轻了柬人民抗越压力。同时，中国对处于“战线地位”的东盟成员国泰国给予了各方面的巨大支持。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如果越南进攻东盟国家，中国将站在东盟国一边；如果越南进攻泰国，中国将站在泰国一边。”（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如果越南“胆敢对泰国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和人民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人民和军队将站在泰国一边，坚决支持泰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注：《人民日报》1983年2月6日。）可以说，共同反对越南霸权主义的斗争，既是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基础，又推动了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内容是综合安全关系的发展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局部矛盾与分歧并存。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综合安全观点取代传统的安全观点，国家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综合安全的实现。为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发展，其重要表现是在这期间，我国与东盟所有国家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1997年夏，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向有关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并保证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缓解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东盟部分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与我国存在矛盾与分歧，从而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如南沙群岛问题。1995年1月，菲律宾挑起美济礁事件，期间中菲军舰长时期对峙，形势一触即发。事后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公开声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注：转引自罗杰：《东南亚国家如何看“中国威胁论”》，《亚太参考》1997年第5期第2页。）越南把中国看作是“在安全方面最令人担心的国家”，希望美国在东南亚驻军，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多种形式的存在，是该地区对华关系的稳定因素。”（注：许梅《浅析美越建交的主要动因》，《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3期第38页。）东盟部分国家的这种立场与态度对东盟与中国安全关系的发展留下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