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士人来说，其健全的经济人格无疑应该是基于其本业治生之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本业的生产性活动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并产生足够的成就感与安全感，才可能树立起其健全的经济人格。而晚明士人在生计方面对异业依赖程度的加深，对其相对健全的经济人格的形成无疑是无所裨益的。可以说，真正使他们在经济生活上产生成就与安全感的不是知识与智能，而是其他东西，因此其所形成的经济人格也是不够健全、相对软弱的。基于其上的士人之社会人格也就很难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了。
    晚明士人弃儒营商，表面看来是通过对仕途的脱离体现了其相对独立的社会人格。但事实上，这却常常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仕途经济”的一种曲线回归。他们往往在积累一定资产后便通过对子弟的培养来实现对科举与仕途的回归，“士君子积学厉行，输囷结樯而发于其子者多矣”[46]( 卷三五《新乡张府君合葬神道碑》，p203～204)。丁兖少攻举业，弱冠之时其父病故，诸弟尚幼，不得不弃儒从商以植业养亲。致富后常以“少孤治生，不能终博士家言”为恨，云：“吾有三子，安忍弃之若贾乎？”遂决意不让儿子经商，一意向学。后长子丁宦、次子丁宾相继升入太学。[47](卷一○五《封文林郎句容令怀悔丁翁墓志铭》) 其言中的一个“弃”字极其深刻地表现了他对科举与仕途的一种强烈的回归意识。由斯我们亦不难想见基于相对软弱的经济人格基础之上的晚明士人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这可能也是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吧。
    注释：
    ①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③ 载余氏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
    ⑤ 《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
    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原文参考文献：
    [1] 王兆云．白醉璅言[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 李开先．闲居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 李贽．续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Z].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民国刻本．
    [6]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7] 陆深．俨山集[M].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王鏊．姑苏志[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吴宽．家藏集[M].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
    [1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沈节甫．纪录汇编[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12] 黄宗羲．明文海[Z].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 咸丰南浔镇志[Z].清同治二年刻本．
    [14] 同治湖州府志[Z].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4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