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行贾营生，除却商品经济的发展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士人群体的激增及其内部生存竞争的加剧，使其他较为传统的治生方式如耕读、教授等日趋艰难。相反，行贾对士人而言却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而且其经济收入也远强于其他方式，因而日渐成为颇受士人青睐的一种异业治生方式。在有的地方，已是合郡之士“半为商人”[36](卷二)。无怪乎时人归有光要发出“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岂不异哉”[37](卷二一《詹仰之墓志铭》，p698) 的惊叹了。
    于是，中国古代士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异业治生模式日渐遭到破坏，士人开始大量涉足于其他异业领域，其异业治生的内涵也更为开放，不惟“农、工、商”可以“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38](卷二《岁令二·授时》，p596) 不过，对明代中、后期的士人而言，其最为青睐的异业治生方式，恐怕既不是耕读，也不是“九流百工”，而是业贾，否则也不会出现“所谓士而商者比之皆是”[37](卷三一《白庵程翁八人寿序》，p786) 的现象了。
    三 士人异业治生评析
    明代士人异业治生内涵的演变，与明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其社会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如从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演变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1.士人生存能力的提升与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
    谋生途径的相对狭窄与治生的无力，使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着实成为一个生存能力相对低下的社会群体，“百无一是是书生”的民间俗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士人生存能力的一种反映。这也使士在“道”与“势”、“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中，往往很难秉持传统文化理念中“志于道”而“守于义”的人格精神了，“世苦于贫，多不持士节，三三两两相习于机械之途，以苟得为才”。[39]( 《碑志类·万公择墓志铭》，p261) 而士人所肩负的“讲论道德、修明治 术、兴起教化”[4](卷二八二《儒林传序》，p7221) 的社会责任也因之相对退化，“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26](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也正因为如此，晚明士林于“为士不振，俱失养”的生存窘境中，日渐体悟到了治生对于生存与人格的社会意义所在，“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哉！”[40](卷五《学者以治生为本论》，p158～159) 于是，晚明士林已不再讳言治生，且治生之方式与内容也更为开放，“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41](卷二《何氏家规》，p70)。
    这种转化，拓展了士人的生存基础，也相对有效地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所谓儒商群体的脱颖而出及其社会影响力的上升，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士人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可以说，晚明士林蔑视权威、非议传统的风尚以及归隐风气的盛行，与其治生方式的转化、生存基础的拓展也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2.士人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展与社会共生观念的增强
    晚明异业治生之内涵，尤其是由重耕读向重工贾治生观念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传统的“士--士大夫”的相对封闭的社会交往圈，士人之社会交往范围得以拓展。诸如泰州学派即主张“农、工、商、贾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42](卷三二《泰州学案·教谕王一菴先生栋》)，其成员除了官僚、士子之外，还有诸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一部分下层社会成员。而晚明士人与商、农等下层社会成员建立起相对紧密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屡见不鲜。
    这种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也加强了士人同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下层社会群体之间的交融及其共生关系。晚明士林不惟对商人的社会价值予以积极肯定，“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也”[43](卷四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而且在治生方式的选择上也尤青睐商、贾之业，所谓“士而商”者比比皆是，“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37](卷二一《詹仰之墓志铭》，p698)。而且，在晚明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民变与市民运动中，参加者的成分十分复杂，除却农、工、商、贾等社会群体外，士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表明士与这些社会群体之间已产生了某些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从而也使士对自身及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价值及其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四民异业而同道”[44](卷二五《节菴方公墓表》，p491) 的观念就是最好的反映。
    3.对异业依赖程度的加深与士人经济人格的软弱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包括明代，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以本业治生的士人群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地影响了士人本业治生的生活状况[45](p70～75)，从而加剧了其对异业的依赖与推重， “士与农商常相混”[37](卷三一《白庵程翁八十寿序》，p786) 的融合趋势与社会潮流的出现便是对此的最好说明。这种对异业治生的推重及其方式的转化，确实给晚明士人提供了相对宽裕的生活基础，对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也确实有所裨益。但它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社会局限性，缺少健全的经济人格的支撑，因而又潜在地影响了士人社会人格的真正独立。
    所谓“经济人格”，是指人们通过自身生产性的活动所形成的心理特质与性格特征，它是人们社会人格形成的基础。经济人格的健全与否，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一是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是否是生产性的；二是这种生产性的活动与人在社会中的身份是否吻合；三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