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治生观念与异业治生内涵的演变
    就生存层面而言，士虽然只是一种身份，但这种身份却是因其对知识与智能的拥有而得以确立的，这便使其在名理层面又存在着一种虚拟化的职业倾向，即以知识与智能为生业，也就是孟子所云的“大人之事”[23](《孟子集注·滕文公上》，p370)，这也是士人理应以兹为生的本业。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能够提供给士人的本业治生的途径却相对狭窄，宋人袁采对此曾有过一番描述：
    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授徒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札，代签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24](卷中《处己》)
    这里的“开门授徒”与“童蒙之师”实际上属于同一类型。“签简之役”则大略包括幕僚与庸书卖文两种。可见，除却仕途经济外，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基层士人，只有教授、入幕、庸书卖文三种与社会进行知识与智能交换的途径。而且对其经济收入与价值认可程度，也主要停留于“孝于双亲”而已的层面。可以说，砚田笔耒几乎从未给中国古代士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与成就感，明代亦然。谭元春就曾对其三位舅舅的治生状况做过一番比较：
    吾舅氏三人，其伯为良翰，仲为赞化，习举子业皆不成……两舅氏呫呫授生徒，贫困失职。家冠步趋，未肯失尺寸，稍似以诗书误……其季也，名良玉，不治儒，去学为农……辛勤力穑，牛种因时，箪食壶浆，约己丰人……子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鸡埘牛圈，屋茆钓缗，宽然无辱于担石之中。[25](卷七二《三十四舅氏墓志铭》，p192～193)
    出生于同样的家庭，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理条件与社会条件，但业儒授徒者“贫困失职”，力耕自食者却“约己丰人”，“无辱于担石之中”。无怪乎以处馆为生的歙县士人李德远在临终时“属其子春逢曰：我死为我大署其碣曰：‘贫士李仲明之墓’，死不憾矣”[18](卷六六《李德远墓表》，p1542)。其意不在自足而在自悲，是对“以文章为生”的一种迷惘。
    相较而言，异业治生由于多与直接的物质创造相关，因而常常比本业治生在经济收入上要相对稳定，收益也似乎更高一些，而且也比本业治生具有更高的生存保障性，进可以求科举取功名，退可以勤苦治生植业立家，“未仕者……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26](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因此，“重异轻本”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一个重要的治生观念，“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27](《俭用》，p4)。 南宋陆游在其家训中就劝戒子孙“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又云：“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28]( 卷一五，p90) 可见在他看来，耕读传家这种异业治生方式，比“教授自给”等本业治生更足称道、更可依赖。
    而在所有的异业治生方式中，耕读传家因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理念更为吻合，而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一个普遍而又传统的异业治生途径，其他则被视为“市井小人之事”[28](卷一五，p93)。因此，耕读传家也一直作为士人异业治生的主旋律而被社会强调与认同。及至明代，“重异轻本”仍是士人一个基本的治生理念。霍韬虽身居贵倨，却严立戒约：“我家不力耕蚕者，以不孝论。”[2](文之七《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敏渭崖霍公墓志铭》，p662) 新安程希皋之父亦为名儒，竟“雅不欲（希皋）限以学究”，常“以世务炼之，有所经画，每与裁次”，并令其行贾治生。[15](冬集《程次公行略》，p460～462) 不过，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商业与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与繁荣，士人对异业治生方式的选择却日渐偏离传统，呈现出一种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
    明代中叶之后，一方面随着士人群体的激增与科举体制的渐趋壅滞，士人的社会出路与生存状态日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赋役的日渐苛重，以耕佐读亦愈发步履维艰，上者“夫耕于前，妇播于后，担薪绩麻杂作继之，仅足自立”[12](卷四六六《盛溪绿生志》，p5027～5028)；下者则常常累身破家，甚至不得不远遁他乡。徐霞客飘游四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迫于“力耕奉母，践更徭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18]( 卷七一《徐霞客传》，p1593)；董其昌为诸生时，虽有田20亩，却因“区人亦令朋役，致弃家远遁”[29](《去间杂识》，p164)。时人田艺衡在《留青日札》中就曾感叹道：“古之耕织也得饱暖，而今之耕织也饥寒因之矣。”[30](卷七《玉笑零音》，p121) 尤其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以耕佐读甚至成为许多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31](卷三《种杉说序》，p83)。这种社会变迁与生存环境的演变，无疑给士人传统的耕读传家的异业治生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社会创造了更为多样性的治生途径与生存方式。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被视为贱业的“贾”日渐获得社会的认可，并成为一个相对具有吸引力的社会职业，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也明显增加。特别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32](卷一三《史九》，p112)；福建福清，由于“僻在海隅，户口最繁，食士之毛，十才给二三，故其民半逐工商为生”[33]( 卷一○一《荒政·论本邑禁籴食粮书》)。万历时林希元就云：“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34](卷二《王政附言疏》，p458) 这种社会转化对士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士人开始大量介入商贾这一职业领域。
    明代士人的行贾营生并非中叶之后始见，早在元末就已有“植身计，一曰货殖、一曰科第”[12](卷四四○《周皓斋墓铭》，p4665～4666) 的说法。因此，明初就不时地有士人以行贾营生者。洪武时利川张洪“就计然策，逐什一，资大起”，后仕为翰林院编修；[12](卷四五一《肯翰林院编修止菴张先生墓碑》，p4891～4892) 宣德时华亭袁恺“少贫独学，时出事贾贩，不为人知，年二十七始弃去”[17](卷下，p205)。中叶之后，这种情形便屡见不鲜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曾从事过“贸布”生意[35](p52～53)。对此，近年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于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