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医、卜杂艺资生
    医、卜等技艺虽与文化知识有着极大的关联，但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看来，却是一种与道德、修养关联甚少的一种民间技艺，而被称之为“方伎”。因此，以医、卜资生便也成为士人异业治生的一种类型。
    医对文化与知识的要求，使它几乎成为士人专有的职业，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兼有着医与儒士的双重身份。诸如明初名士王宾与韩弈“俱隐于医”[8](卷五五《人物十六·隐逸》)；成化时的王敏，为王宾从孙，“居家力贫，慨然思追其先世及之，顾欲资医以养母”[9](卷七一《医师王聩斋墓表》，p689)；昆山沈愚“博涉百氏，以诗名吴下，与刘溥诸人称十才子……或劝之仕，曰：吾非笼络中物也。敛迹不出，业医授徒，以终其身”[10](乙集《沈倥侗愚》，p212)。
    医虽为小道，但在经济收入上却往往超过其他所谓大道之业。名医戴原礼行医吴中，“吴人以病谒者，每制一方，率银五两”[11]( 卷二○○《苏谈·吴中医派》，p2170)，较“卖文”之士“斗米百钱”之入不知高过多少；顺天医士赵某，以“鬻医为业，人呼为医杨（其本姓杨--笔者注）……尤好意气，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铎贫而有守，某每遗钱谷以助其廉”[12](卷四二四《都城故老传》，p4428～4429)。这件事情所反映出的决不仅是朱铎的清廉，同时也说明了在社会上业医所入可能要相对高些，否则赵某也不可能时常资助其女婿了。
    卖卜也是明代士人一种较为低下的治生之业，选择此种方式为资生手段的也多为既无恒产又无社会声望可言的下层士人。洪武时金忠补戍通州，“携妻子以行，窭甚……卖卜北平市，多中，市人传以为神”[5](p7)，后来他因靖难之功而官为尚书。但当时的他虽“慷慨有谋略”，却身为戍卒，既无田士亦无声名，只好以卖卜资生。乌程陈忱隐居乡里，“读书晦藏，以卖卜自给。究心经稗，编野乘，无不贯穿”[13](卷一二)。他之所以以此为生，除却家贫外，还由于他的“读书晦藏”、“身名俱隐”[14](卷五九《艺文略四》，p1132)。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当时他并不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在家无恒产的情况下也很难寻求到其他更好的治生途径与方式。
    卖卜的经济收入一般来说是相对较低的。虽然我们尚未见到更直接的史料来判定其具体所得之多少，但“市人传以为神”的金忠只是在得遇成祖后才改变了他“窘甚”的境况[4](卷一五○《金忠传》，p4159)；陈忱只落了个“老贫以终”[13]( 卷一二)；同样亦以卖卜资生的邢量，只有“敝屋三间，青苔满壁，折铛败席，萧然如野僧，长日或不举火，客至相与清坐而已”[8](卷五五《人物十六·隐逸》)，不惟最基本的生活用具无法齐备，就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就此我们亦不难想象卖卜之士的经济收入及其经济状况了。
    3.工、贾自食
    “以工资生”多是下层士人的一种治生方式。这里的“工”主要是指家庭手工业而言，而非手工业作坊、工场等规模相对较大的组织形式。因为自身的技艺与经济状况使他们不可能从事这些技术水平与资金投入都相对较高的行业，只能通过简单的家庭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卖来维持生计。陈昂在家乡“莆田中倭”后，“领妻子奔豫章，织草屦为日”；[15](宿集《白云先生传》，p363～364) 正德时泰州士人林春亦因家境窘甚，“独与母妻织屦，织屦读书率以夜不睡”；[16]( 卷一○《吏部郎中林东城墓志铭》，p406～409) 万历时松江陈守贞“孑身事母，有田数弓，旱潦，惟种棉花，所收常倍。手自纺绩，精绝一时，远近称为孝子布”；[17](卷上，p19) 明末上海顾国缙少年丧父，家境维艰，全靠其母刘氏纺织资生，供其读书，“米薪盐醯悉出（其母）手指”。[18](卷七○《顾节母传》，p1590) 他们的生产无疑都属于简单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也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生活来源。
    然而，这种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其经济收入也就不会太高。如前言陈守贞所纺“孝子布”虽“精绝一时”，却也仅够维持母子两人之温饱；“读书于古东岳庙”中，靠“妻子织网巾为生”的西安士人朱蕴奇一家“僦屋而居”，“家贫甚”，乃至“并日而食”。其子拾得他人遗失的二顶网巾，他深慨道：“使我失此二巾，则举家悬磬矣。”[19](卷一七《不食官米》，p396) 可见其生活之艰难。
    明代士人的“行贾营生”，则相对要复杂一些。有的跨江越河，行货南北，从事长途贩运以图厚利。如明初新安士人黄仲荣“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以墨池交结天下士”，“不数年得缠十万贯矣”。[20](《黄处士仲荣公墓志铭》) 有的则在城镇之中通过经营店铺的方式养家弄文。自号为“拙修子”的苏潜龙就以经营书肆自养，“以日之入事其母，育其弟若妹，有赢余。终日坐肆中且鬻且读览”；[12](卷四一七《拙修小传》，p4353～4354) 春门徐隐君“绝意仕进，日翻庄老，哦陶杜诗自适。产不及中人，亦时采计然什一以佐釜庾，日中既罢，则下帘闭肆。洁一室，炉薰茗碗，萧然山泽之癯也”[21](卷二五《春门徐隐君传》，p587)。这是一种收入虽不丰厚，但足以养家且风险较小、资金投入也较少的资生方式，而且易于文、商兼顾，“昼入市治贾，夜归读书”[22](卷五《五少保继》)，不至于以商废文，因而也是许多士人一种理想的行贾营生方式。还有一些资金较少的士人，则只能以摆摊串巷等小商小贩的方式聊以资生。如胡梅“警悟能诗”，“家贫无子，卖药吴门市”；[10](丁集下《胡山人梅》，p601) 因“家贫，卖药自给”[10](丁集下《程伯阳》，p525) 的程师道可能也属于这一类型。这种小商小贩式经营的收入较前两者明显偏低，属于典型的“小贾”。经营稍好者多能维持自身及家庭的生活需要，“有室有家，虽无余赀，然亦不至大窘”[2](文之七《豫作乡宾西野袁翁墓志铭》，p676)；但一些经营稍差者则往往尚须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