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面现实的思考：改革与制度创新
    历史在1956年给出一个重大契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而接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严重地暴露了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领导制度的弊端。这给世界也给中国以强大的冲击，它促使中国共产党探寻和正视在欢庆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闹场面背后存在的问题，有胆量也有参照地反思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所崇信的来自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初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思想。
    （一）等级制度开始萌芽，官僚主义是群众闹事的原因
    1956年，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工业建设的成就本应成为新中国的主要节目，但未料在苏共二十大后竟面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反苏、反斯大林模式引发武装骚乱的国际冲击和国内群众闹事此起彼伏的尴尬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便遇到挑战。刘少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敢于直面社会主义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端。他警告说：我们党的干部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得“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严重”；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他还具体指出了提拔干部、工资制度、工人农民生活悬殊、党与非党的待遇等方面存在的缺点（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53页。）。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刘少奇注意到了恩格斯关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由此阐发，他尝试提出一种理论。他说：有的领导人持有“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把群众“看作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这说明“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观点。……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70页。）有些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等级分得很清楚”。这“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刘少奇坚持“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一与八大精神相一致的结论，并具体阐释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利益分配不公，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回答和解决，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关于矛盾分析的理论，刘少奇严肃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以这样的“粗暴态度”，“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不会发生闹事的”。但有些地方“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作自我批评”。鉴于这些复杂的情况，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提醒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利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这样便把“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和“敌我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断落实于具体政策和工作之中，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握住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以调整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大方向。
    （二）认真研究、广泛借鉴，进行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如何正确处理群众闹事？如何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理顺各种社会关系以避免发生群众闹事？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对于一般原则“好像大家都懂，没有争论”，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遇到问题，“什么群众路线、人民民主，都没有了，就只有‘老爷’”（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介绍了波匈事件，并提出自己关于政治改革的意见，初步阐发了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观点。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为了“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要进行教育，“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1.制定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监督制。他号召要认真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工作，如何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是新闻监督。对此，刘少奇曾指示新华社说：“你们要认真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外国新闻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希望报纸起到监督作用，甚至提出“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观点（注：刘少奇1956年5月28日对新华社的指示，有关内容可参阅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谈到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他强调，“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这既是对党内纪律存在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现象的质问，也是对建立确保领导者与一般党员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平等权利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强烈呼吁。
    2.规定权力限制。他说：“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否则容易出现“一说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的错误（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这里刘少奇的阐述是简明而有针对性的，但确是当时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的一种新视角、一个大胆的法治思想见解，是建立约束权力主体行为机制的理性思考和严肃探索。
    3.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建国初期，出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各种组织机构建设的需要，党从军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提拔和选用了大批的干部。因为事实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而又缺少对干部的选举、任免、任期、离退等方面的明确制度规定，有些干部产生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情绪，干部队伍膨胀和机构臃肿、重叠的现象也开始显现，而且必然带来干部队伍难以更新调整、素质下降的后果。1957年2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指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极为不利，并且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而在此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高层领导的任免也提出过意见。他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长”。“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他指明：“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刘少奇的这些话里虽然没在涉及“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用词，但所提出的正是这种思想。而且他敢于在政治上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表明在那一时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刘少奇探索改革道路的视野和胸襟是十分宽阔的。
    4.取消特权。党中央在建国前夕就敲响了防止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现象的警钟，建国后还发起了一系列运动进行整肃，并不断强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刘少奇在八大上仍然不得不警告：“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取消特权的观点，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例如乘坐装有喇叭“可以不听交通指挥”的汽车、特殊供应、在人民中间影响不好的警卫措施，等等。刘少奇提醒说：这些事情似乎是小事，但“不知不觉地享受了特权”（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作为具有高级领导干部身份者能够提出建立取消特权制度的观点，这与单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相比显然是更深刻的思想，是一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直面现实的内省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