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各种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工匠以银代役的办法，时间先后不一致。据《明会典》卷189，工匠二记载最早出现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不过当年以自愿为原则，不作硬性规定。迨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才统一规定，一律以银代役。是年工部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这是对占工匠总数80％的轮班匠的规定；住坐匠直到明末仍旧被束缚在封建剥削之下，但其人数也在日益缩小之中。明政府将工匠的剥削形式，从亲身充役的劳役制改为征银代役的工役制，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结果，地主就有可能通过工役制形式继续实行旧的经济制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着”（《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但这种剥削形式的改变，不仅说明手工业产品市场的兴起，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大有提高，明政府可以用不着亲自派官经营手工业，如冶铁厂可以撤消，只要将“额设民夫民匠价地租银，征收解部”，就可以“买铁使用”了；而且这种剥削形式的改变，使得官府对手工业部门进一步放松原先严密的统制政策。如冶铁业，只要缴交矿课给官府，就可以自由经营，这就给民营矿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说明以劳役制为基础的工匠制度的瓦解，官营手工业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工匠与官府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的人身隶属关系开始松驰，工匠变成独立的小生产者，有了较大的工作自由，有了劳动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民间手工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促进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民营手工业走向发展。上文提到小商品产者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出现了劳动力的市场。如万历时，在苏州，史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产呼织。曰取分金饔飨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明蒋以化：《西台漫记》卷4）。有资料说， 上述有的机户“名隶官籍”，机工“听行头分遣。”（乾隆《元和县志》卷10，瞠俗；康熙《苏州府志》卷21，瞠俗）带有前资本主义的迹象。但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曹时聘在奏疏中说，二者的关系是“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织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明神宗实录》卷361）。 一方面是拥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机户，需要购买劳动力增值资本；另一方面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机工，他们之间是雇佣的关系，工资以日计，分金佣一日，从“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及“机房罢而织工散”二语看，他们又没有存在封建的依附关系，机工完全是“自食其力之良民”，是有出卖劳动力自由的，技术好的机工能得到较高的工资。可见他们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关系。以雇佣劳动为中心的民营丝织业已在江南地区兴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民营手工业，在榨油业中也存在。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嘉兴石门镇的油坊，明人贺灿然写道：
    “［石门］镇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时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千百为群，即坊主人亦畏之”（明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载清邝世培等：《康熙石门县志》卷7， 纪文）。
    石门镇是“苏杭通衢，闽广要道”（《光绪桐乡县志》卷1，市镇）。交通便利。“镇饶米菽丝纩，商贾辐辏”（《康熙石门县志》卷7， 纪文），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上引文说明：一， 20 家油坊雇佣了800余人从事商品生产，每坊平均40余人，规模相当可观。同时， 一油之炼，要经过炒碾蒸榨等过程（参见《天王开物》卷12，法具），没有明显的分工，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这种油坊已属手工工场形式。二，油坊雇工是“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其实基本上是失业流亡的农民，本身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工资是“一夕作而佣值二铢。，即一天二分银，比上述丝织业的佣工工资高一倍。坊主不是依靠封建特权，而是依靠资本的力量去雇工，坊主和雇工间没有任何封建依附关系，因此，坊主人对于雇工“亦畏之。”这种主雇关系在嘉兴府的榨油业中是普遍地存在的。桐乡“中人之家”“贷款”“雇工人”开设的油饼坊就是一例（参见明李乐：《见闻朵记》卷6，万历刻本）。三， 坊主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商人，他们利用当地的梅豆，雇工“作油作饼”，然后运往外地销售（参见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乡镇经济试探》，油印本，第19页）。他们的商业资本已向产业资本转化了。根据这些分析，上述油坊是以雇佣劳动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应是没有疑问的。此外，在采矿冶铸业、陶瓷业中亦存在上述情况，说明以雇佣劳动为中心的民营手工业的兴起，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反映了中央专制集权的削弱；资本主义萌芽，震撼了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没落。
    第三，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非常突出。
    由于明朝是个大帝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地区仍是非常闭塞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譬如沿海与内地，山区和平原，就是如此。也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南方的徽州府，尚存在着落后的佃仆制进行生产，为什么佃仆制不出现在北方而在南方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的根源是什么？早在六十年代初，傅衣凌教授指出：“徽州各府属则以商业资本的发达尤有助长这种奴仆制盛行的倾向”（《明清农村经济》三联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傅教授在这里说的是奴仆制，其实是包括佃仆、庄仆在内的。商业资本发达，如何能助长佃仆制的盛行？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也就不得而知。到了八十年代，胡如雷先生又重新提出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