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寨堡的组织管理
    在明末清初蕲黄48寨中，各山寨都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则：
    有严检疠疫以保安宁之法，凡染疫之人例弃野外，如英山傅为相之母居朝阳砦，病疫即移 出 砦外是其例也；有条别秩序，严立分数之方法，如舒城山砦之黄景恒等累男女数万皆秩然分 别，绝无淆乱是其例也；有慈善之周济如萧熹恤疾病饥苦于仙女砦，郑万合收邑宰尸于张家 砦是其例也；烽燧中不废教育，如朱统奇始授徒于三尖砦，……此皆山砦自纳于规律之尚可 考见者也。
    到了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寨堡则显得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清以前，乡村修筑寨堡仅 是村民避乱的一种临事之举，多属自发的局部行为。而在清代，官方显然已经把寨堡作为实 行坚壁清野以对抗农民起义军的一种策略，并且大力加以提倡。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在 《筑堡御贼疏》中即云：“为今之计，莫若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 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出入耕作，各保身家，自必奋勇。”咸丰三年，太平军攻 占武昌，并顺江东下，朝野震动，于是清廷命武英殿刊发德楞泰等人的奏疏，让各地建立团 经 练、堡寨制度。
    在湖北各地纷创团练之时，大都制定有章程，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完备的当属襄阳。因 为荆襄地区在明清一直倍受流民、教乱之扰，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故而寨堡修筑较早、较盛 。史书载：“嘉庆丙辰，邪匪滋事，发难于荆襄，蔓延于随枣。焚原赭野，老弱暴骨。大帅 奉命征剿，下地方官加意抚绥，并申坚壁清野之议，令各村落阻险为固，结寨自卫，于是川 陕楚豫大小寨栅星罗棋布矣。”[3](建置志·堡砦)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即认为清 代堡寨的兴建首先见始于湖北襄阳、孝感，随后向陕甘湘广等地扩展，因此对襄阳塞堡制度 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清代寨堡管理的情况。
    民国《湖北通志》和同治《襄阳县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当时襄阳团练章程，其中有寨堡修 筑和管理的条例。仅就寨堡的管理一项而言，从慎防守、浚井泉、恤困穷、查奸细、勤侦探 、分信地、设游兵、防火变，到戒疏懈、防诡诈、心要齐、胆要壮、声要静、神要定、脚要 稳等等不一而足。如对贮藏粮食的规定：“粮多者应于堡内修盖仓屋，收获后将粮食运存堡 内；粮少者，贼去一百五十里外将粮食运存堡内，贼在百里内，壮丁无论良民、游民一概入 堡，如有警时，粮食不入堡者查出充公，人丁不入堡者，以通贼论。”寨堡内还设有望楼， 派人轮流瞭望，并规定：“昼有警则摇旗，夜有警则挂灯，庶四门垛勇一望而知。”对于 寨堡的防守人员也做了详细的安排：“团勇守垛，每垛多则三四人，少亦两人，庶可轮流歇 息。若一人一垛则精力易疲。”由于寨堡中堆积有大量柴草，极易失火，因此又配备有救火 夫，专司救火。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寨堡的管理是极其细致和严格的。因而在战乱中，其捍卫 之功效也很显著，史书中屡有“乡民赖以存活者众多”的记载。
    总体而言，清代湖北寨堡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以“蕲黄四十八砦”为代 表的山寨的兴起；一是清中后期与团练相应的团寨的大量兴起。其分布区域也由起初的山区 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并且在筹措经费、修筑管理方面都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 ，湖北寨堡的兴起一般以社会动乱时期为主，因此一旦战乱平息，民众也多各归其业，除少 数寨堡逐步演变为村落之外，多半都荒废。这一点似乎与福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土堡有所不同[4](第49页)。另外，在清代湖北寨堡的修筑过程中，士绅无疑起着领导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