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
治明清工商会馆史者普遍认为,“馆庙合一”是工商会馆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彭泽益先生指出明清工商会馆的特征是“合庙堂与会馆也”。(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但当我们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研究山陕会馆时发现,明清时期与工商会馆“馆庙合一”特征并存的还有一个“馆市合一”的趋势。这是明清时期存在现代化因子条件下“馆庙合一”特征的必然延伸和发展,也是工商会馆与其他会馆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以及明清时期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变化过程,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明清工商会馆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原因 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联乡谊,敬神庥”。因此“馆庙合一”是其基本特征。而这种“馆庙合一”本身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的产物。 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达到它在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随之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顾炎武在《歙志风土论》中描绘当时市场竞争的情形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睫,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辎珠必竞,互相凌夺,各处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册。)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久滞逆旅,远别家乡,人地生疏,祸福难料,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充满了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保佑自己在客地的经贸活动能够逢凶化吉,经营和顺,以摆脱内心处于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安定的恐慌状态。这是明清工商会馆神灵崇拜的原因之一。正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商贾捐资之易,抑亦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注:道光《泌阳县志》卷十·艺文志;卷二,第5页,第5页。) 同时,封建社会在官府对市场的具体运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不多加干涉的情况下,商家无法定规则可循,不得不依靠神灵的威慑力量来抑制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的不正当行为,以“人神共愤”来规范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这是工商会馆实行神灵崇拜的第二个原因。对此,北京正乙祠《整饬义园记》指出“贾人所以答神庥,以谓人无论智愚,未有对明神而敢肆厥志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也说,会馆祭祀神灵是因为“惧人心之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抒城敬”。(注:民国《宣汉县志》卷三·祠祀。) 而且会馆祭祀神灵又是以乡土神作为团结凝聚同籍商人的精神纽带和张扬本土文化优势的标志,以激励和支持同籍商人在异地的经贸活动。由于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的改姓之地,加之关公又是武财神,所以明清以来山陕会馆一般都崇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三公祠”。这些都使得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多呈现出“馆庙合一”的特征。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馆庙合一”有两种形式,或是借庙为馆,或是建馆为庙。前者如湖北随州山陕会馆,“关帝庙在南东关街,康熙中,山西诸商公建……道光初易名山陕会馆”。(注:同治《随州志》卷十四·寺庙。)湖北陨西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岳庙,雍正九年知县马坦建三代祠于庙后,乾隆六年知县王必昌改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注:民国《陨西县志》卷二·建设志。)安徽芜湖秦晋会馆最初在护国庵,后来因为与山东商帮有矛盾,在官府协调下迁移到严家山下定慧寺旧址建筑会馆,易名为山陕会馆。(注:民国《芜湖县志》卷十三·建置。)后者如甘肃康县陕甘会馆,其会馆在关帝庙“县南六十里之岸镇口……院宇宽广,正厅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注: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九·坛遗。)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如此。会理山陕会馆最初为武帝三公祠,后由商人们改建为“山陕会馆”。其州志曰“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圮,道光辛已北省士商集议,存积租息买郑姓地一区,迨在正殿后囤材鸠匠兴工,已丑庚寅落成后,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注:同治《会理州志》卷十一·艺文。)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山陕会馆也是“龙王庙,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第次经营诸神庙。”(注:光绪《永寿县志》卷二·寺庙。) 对于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的“馆庙合一”现象,我们在对山陕会馆的研究中发现不能作绝对的理解。因为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因子即市场经济因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会馆的“敬神庥”活动便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必然与市场因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会馆从本质上讲是“馆”,是商人们聚会议事的行帮办事机构,而不是单纯的庙宇。商人们建造会馆并不是单纯的祭祀神灵,而是借助神灵来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使得会馆“敬神庥”的宗教活动同商人“谋商利”的市场需要结合在一起,促使会馆活动朝着服从商务活动需要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馆市合一”的发展趋势。这种“馆市合一”趋势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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