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的性质
    明清工商会馆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深刻反映了明清以来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因素，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最初转变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它是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具体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明清以来所产生的会馆最初是“科举会馆”，由于科举有期，停试期间会馆使用低下，一些官吏士绅开始借寓科举会馆，使得科举会馆转化为“士绅会馆”。但是，无论科举会馆还是士绅会馆都不允许商人居住或借用，如北京的科举会馆就规定，会馆“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馆内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扬州虹桥修契的盛会，也不许商人们参加，他们称商人们为“呆子”，讥刺他们缺乏文化修养。（注：朱正海《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这便迫使商人不得不自筹资金，建立起自己的商人会馆或工商会馆。由于工商会馆的主体是商人，他们对会馆活动的设计和管理就不能不从经商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使会馆的管理和活动服从于商务活动的需要。这便使得会馆带有深刻的市场经济因素的特征，日益朝着“馆市合一”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科举会馆和士绅会馆都因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封闭在士人官吏狭小的圈子里，而没有同市场接轨，结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旅馆业的发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惟独工商会馆由于同市场的联系，逐渐接近现代化因素的需要而长期存在下来。以致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会馆又如同雨后春笋般的遍地滋生，正表现了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经济因素性质。
    第二，“馆市合一”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中国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产生了“现代化因素”，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其标志就是大商帮的兴起。（注：吴承明：《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这种现代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因素社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必然反映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会馆活动也不可能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会馆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受到了市场经济因素的冲击和挑战，迫使会馆不得不整合自己的作用，打开山门，使其活动更多的同墙外的市场联系，无论是会馆制定行规的商务活动，还是定期举行庙会，无论是会馆敬神吃饭的联谊活动，还是演剧唱戏的文化活动，都必然同与当地的市民社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联系，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同乡莫入”，“凡异类驱逐”的封闭状态，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这正是社会转型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表现。
    第三，“馆市合一”是明清工商会馆兴旺的内在因素。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因其所具有的地域性、排他性，而使会馆作用本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能否开门办馆，与市场经济因素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馆的兴衰存亡。事实上进入晚清和民国以后，工商会馆本身发生着深刻的分化。那些关门办馆，拒绝走向市场的会馆，固步自封，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如北京的南方银楼在1770年的章程中规定“建此殿宇旨在敬神，非消遣享乐之地。会外人不得租借唱戏”，还阻止妇女进入会馆，认为那样会“使神灵受辱”。（注：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6页）最终都成为沉浸在传统社会里的“木乃伊”，被称为“阴会馆”，即“死人会馆”。而那些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后在转变为公所、商会的过程中继续存活下来，被称为“活人会馆”即“向阳会馆”。如西宁的山陕会馆进入民国后成为青海省商会的所在地，继续操纵着当地的经贸活动。（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由于“会馆畅开胸怀热情地拥抱古都居民”，使会馆充满了“馆内好戏连台，馆外徐府街集市上人海如潮……真是会馆因集市而兴，集市因会馆而旺”的生动景象。（注：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洲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这些都说明从“馆庙合一”走向“馆市合一”是明清以来工商会馆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