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明清工商会馆本身是适应同籍商人商务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商会馆最早就是同乡商人的招待所和食宿地，是为了解决商人们存放货物，招待行旅的现实困难而建立起来的。如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汰汾公所碑》记载，建筑会馆最初的目的就是因为，聊城“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汰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于是众商集资才另购旧宅一区，建立“汰汾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的设立也是因为“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苏州的全秦会馆也叫陕西会馆，据该会馆《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其修建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而乾隆年间一场围绕会馆的官司更充分证明了会馆最初建立的商业化用途。乾隆年间，杭州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布商们修建了钱江会馆，1774年一个携眷上任的新官占用钱江会馆三十间房子，该会馆商人向官府提出抗议，申述会馆建立的商务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注：《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这都说明，商人们建设工商会馆最初就是为了招待行旅，存放货物，其活动必然与市场息息相通。
    第二，明清工商会馆的馆务活动也使得会馆更多的与市场发生联系。明清时代设立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了加强对同籍商人市场活动的管理，“议商事，评市价”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碑记》中就说“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申报》说汉口会馆存在的合理性是：“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教睦乡谊，两有稗益，故官宪亦不之禁”。（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第17页，（下）第732页。）诚如《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所言，会馆为商人们市场“交易经营时不可缺之所”。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业律要在会馆进行，奖惩市场行为要在会馆进行，联络乡情，开发地缘人际关系资源要在会馆进行，会馆成为同籍商人“敬业，乐群”的经常性商务活动中心。成都的陕西会馆每年活动有230次之多，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先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见《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页。）只有当十三帮会馆挂牌开市，整个沙市的商贸活动才能启动，充分说明会馆活动本身是市场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然促使会馆活动日益紧密的与市场接轨，形成“馆市合一”的趋势。
    第三，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庙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馆市合一”。会馆作为庙宇在乡土神诞辰或其他传统节日要举行庙会祭祀的宗教活动，使得“敬神庥”成为会馆的基本活动。但是，明清时期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是在已经存在市场经济因素条件下发生的，这就使得会馆的庙会宗教活动必然染上商业经营的色彩。商人们以“寻常一物经波斯之眼，便价增百倍”，独到的眼光，对庙会的宗教活动有着自己世俗的务实考虑。如汉口山陕会馆对于住馆主持的僧侣有专门的规定，其《酌定会馆条规》规定“招僧主持原为供奉香火，僧侣必须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能外出游玩”。（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12页。）说明商人们对于天国的朝拜，说到底是为了陈铺尘世的生活。因而庙会活动被商人们逐渐演变为经营商贸的市场活动。《续修陕西通志稿》就记述了这种变化，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而河南《汝南县志》则对此描述的更为具体，其县志说会馆庙会活动是“俗人借会馆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馆以为交易物品”。（注：民国《汝南县志》卷二十二。）这便使得会馆的庙会活动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易活动，每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会馆活动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而日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日益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准确的论述到“从经商角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见《周口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6页。）
    第四，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戏活动又强化了“馆市合一”。会馆演家乡戏，聊以慰籍商人绵缠的乡愁，张扬本土文化的优越是其又一基本功能。因此，工商会馆都筑有辉煌的戏楼和万人观戏庭院，其中山陕会馆尤为典型。山陕会馆在各地多被俗称为“花戏楼”，戏楼下常有万人庭院。如汉口山陕会馆内就筑有六所戏楼，聊城山陕会馆戏楼下有万人庭院，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戏楼下的庭院可容纳上万人，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的戏楼庭院也不小。这里“万人庭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包含着某些本质的变化，唱戏观剧每每万人以上，这就使得会馆打破地域乡籍的限制，而实行对外开放，使会馆演剧唱戏成为当地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问题在于明清时期会馆的唱戏演剧文化活动，是在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它不可能是单纯的文化活动，也被商人们打上了市场经营的深深烙印。使演剧唱戏常常成为商人们招揽顾客，张扬本土文化的市场营销方式。对此，河南《汤阴县志》有很好的说明，其县志曰“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因之而少矣”。（注：引自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而且会馆的演剧唱戏活动还是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苏州“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注：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凡此均说明，在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确实存在着一个由“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转变的趋势。四川《什邡县志》曾对明清工商会馆的这一发展规律有精当说明，其县志曰：“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愈多，至光绪中极盛”。（注：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风俗。）今人曲彦斌先生也谈到这种趋势，他指出明清时期“行会以庙名，多为祭祀行业师祖之所，也兼为议事活动的会所。再者，设庙处相伴有庙会，形成庙市，可进行商贸活动”。（注：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