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 1904年），而后张星烺、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 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澂《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 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 1941年）和《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 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机关》（《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 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贪污的论述，有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簃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