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烜《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不单是明史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建国前这一研究已经开始，建国后研究更加热烈，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达200多篇， 辑录的论文集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等数种。学者们所发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但逐渐形成多数学者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局面。就明史研究而言，这场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明代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关系以及明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等，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赖家度《明清两朝土地占有关系及其赋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7期）、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等。他们多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发展了过去的研究，有的还具有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