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高原处气候敏感的农牧交错过渡带。第四纪以来严酷的生态条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显著的限制，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也不时地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考察清代对鄂尔多斯地区放垦基础上，探讨人类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探讨土地沙化的原因。
    一
    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间一度松弛，乾隆、嘉庆朝复又加强封禁力度。然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私自招垦，容留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甚至“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
    自康熙至同治、光绪，土默川和伊盟后套黄河改道所淤出的沃土，已先后“官垦”或招民垦殖，尽管开发较早、力度较大，但这一带生态环境好，至今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粮仓。
    在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清初对延绥边墙以北的毛乌素沙地一带严格封禁，规定边墙以北，南北五十里，东西千余里为“禁留地”。既不准汉人越界种田，也不许蒙人放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奏请开边，允汉人进入，遂开禁垦之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恐致游牧地狭窄，又规定界址，有沙者以三十里为界，无沙者二十里为界，次年，山、陕连续两年荒歉，“百姓有流离者”[1]（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己），于是，准令民人租种，出边垦种的人数愈加增多。雍正八年（1730年），以原禁留地五十里为界，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乾隆元年（1736年），和硕庄亲王议准“蒙古情愿招民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后，“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2]（卷3·舆地志）。同年，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租粮十万石”[3]（乾隆元年三月丁己）这样，内地汉人便大规模地涌入。乾隆八年（1743年），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乾隆帝令立永远章程：有于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旧耕种，出界五十里外，将种地民人收回，五十里内，给予空闲地亩耕种[2]（卷3，舆地志）。道光十七年（1838年），牌界内再次招民租种。进入禁留地开垦的农民，往往突破清政府规定界线，到黄河附近水草丰美的地方，开渠种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南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氓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迹”[4]（P219）。
    不过同治、光绪以前，控制移民数量，不准长期居住，不准与蒙人结婚，不准携带家眷等禁令长期存在，因而内地农民出边耕种的数量较少，范围较小，且未深入腹地。从总体上讲，尚在土地承载的临界范围以内。
    清末放垦，宣告了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清末放垦的实质是牺牲蒙古利益，用开垦蒙地所得，以清政府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的方式，聚敛金钱，企图摆脱财政危机，以支付庚子赔款，筹措军饷，达到挽救其濒临灭亡的目的。清末放垦10年中，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共计8.7万余顷[6]。此数字不包括纯属清丈、整理的已垦熟地归化城土默特旗地及达拉特旗后套永租地、渠地。实行总管制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直属于清廷，在禁垦的同时，多垦辟殆尽，已升科征赋，清末放垦主要在于清丈。而实行扎萨克制的伊克昭盟旗地的报垦和清丈，是在清初以来私自招垦的基础上，由政府重新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因此成为放垦的重点。
    伊克昭盟清末放垦10年，大多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水草丰美之地。尤以杭锦旗、达拉特旗为多。加上纯属清丈的达拉特后套永租地、渠地等2.7万余顷。上述地区至今仍多为富庶的农产区，对土地沙化影响不大。与山西、陕西、甘肃交界的南部五旗，报垦的多是沿边地带。这一带处毛乌素沙地及其缘边地区，沿边各旗清丈放垦地亩多限制在清初开禁以来私垦范围内。随着沿边各县农民不断涌入，逐渐突破上述几次划界的限定。与准格尔旗东邻的山西河曲县及南邻的陕西府谷县民人，已进入准旗禁留地以北，东西长120里，南北宽15里的黑界地垦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至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奏放了准旗五段地，西起水坑博罗鄂博，东到黄河畔，东西横亘二百一二十里，南北宽七八至十余里不等，共1588顷。由河曲、府谷县管辖。光绪末年，郡王旗沿边宽三百余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土地已被府谷、神木等县的民人开垦，称新旧牌子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续报黑牌子地。南起神木边墙，北到光绪二十八年报垦地的南界，东西宽一百余里，南北长一百六七十里不等，加上东边和东南两段地，即灶火地、盐道地，共放9639顷，由东胜厅管辖。扎萨克旗放黑牌子地，东至郡王旗，西到乌审旗，北至喀拉牌止，南界边墙。南北长约一百二三十里，东西宽约七八十里不等。连同一半万寿地，共放2183顷，由东胜厅管辖。乌审旗旧牌子地，即黄河以西什拉乌素河与陕西靖边、怀远（横山）县的地段，另有一半万寿地，共1988顷，属东胜厅管辖。鄂托克旗光绪三十年二月，先报垦了西部黄河支流灌溉土地1000顷，三十一年六月为了赎回押给教会的土地，又报垦了磴口南岸的察汗托辉等地。到三十三年，将位于黄河东岸的陶乐湖滩渠地，红崖子等地175顷地也予以放垦。自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至宣统三年止，放五堆子、陶乐湖滩、庙滩、月牙湖等地共201.93亩。同时，又放垦喇嘛庙的召庙地、香火地，如王爱召放垦1267顷土地。伊克昭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6年放垦中，包括各种名目被开垦土地共22314余顷[8]（卷一，P219、224）。贻谷革职后，伊盟、乌盟又续放3300顷，其中乌审旗2000顷，乌拉特中旗860余顷，乌拉特后旗270顷。总计清末新政10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8.7万余顷[6]。其中，伊盟毛乌素沙地周围占很大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