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事业方面，有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1965 年第4期）等论著。
    人物方面，除上文提及者外，研究最多者是朱元璋、海瑞、徐光启、史可法、郑成功等，而且对其研究多有受当时现实生活影响而形成的侧重点。关于朱元璋，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最有影响。有关论著把朱元璋由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的转化作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强调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关于海瑞，有蒋星煜《海瑞》（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陈义钟《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等著作。关于徐光启，史家们虽仍注意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但主要关注其科学成就，特别是其农业科学成就，这与50年代中期后现实生活中强调农业为基础有关。主要论著有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王重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史可法，在50年代初发生了其是否为民族英雄的争论，有人否定其为民族英雄，当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有关。争论的结果是肯定其为民族英雄者占了上风。主要著作有魏宏运《史可法》（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张习孔《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关于郑成功，探讨的角度由以往强调抗清斗争，转变为主要关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当与此时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阻挠中国统一的现实有关。有关论著有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史迹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等。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 主要有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56年）、李光璧《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上述著作大多是应高校教学需要而撰写的，总结了当时史学界用唯物史观研究明史的成果。另外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中华书局，1956年至1958年）， 以大量摘引原始资料、论断简明为特点，综合地反映了明清两朝历史的各个方面。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成绩颇大，除前文谈及者外，整理出版的重要史料史籍有：金毓黻《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东北图书馆，194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以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各若干种。介绍史料史籍的有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年）、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等。其中朱书所收各篇皆写于解放前，但有以前未曾发表者。
    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用新方法进行明史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有关论文数量很多，于是出版了许多论文集供人参考。除了上文已提及者外，还有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吴晗《读史剳记》（三联书店，1956年）、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李光璧《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新中国建立后初期明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此时的明史研究也有不足甚至令人遗憾之处。由于当时唯物史观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新理论，对其理解难免出现片面、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等“左倾”现象。在这种状况下，明史研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更有甚者，60年代中期，以明史课题作为突破口，揭开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无端指责吴晗编写此剧是鼓吹退田单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从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进行。
    1966年至1976年，明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一起处在空前的劫难之中。不过，在这10年中，明史工作者还是在万分艰难的条件下，在明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收获。如钟广言注释本《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虽然迎合当时“儒法斗争”的论调，但在大量的校勘、注释和语译中，写进了注释者研究《天工开物》一书的学术心得。李健才《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文物》1973年第8期）、 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史棣祖《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地理知识》1974年第2期）、 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等文，对明代经营、开发、管辖东北地区的历史， 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研究，为其时的外交交涉提供了历史根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 是在“文革”前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完成的。它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详细而明确，其明代部分反映了明代中国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的概貌。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明史》，是在“文革”前郑天挺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完成的点校初稿的基础上，再加整理而问世的，是明代史籍整理的一项重大成果。以上收获，从数量上讲，就10年之久来衡量，实在是太少了，但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实属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