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联坚持东北抗日战争的问题
    1941年后，抗联转移前苏联远东地区后究竟是如何坚持东北抗日战争的呢？对此应有正确的分析与评价。人们往往认为，抗联后期斗争已经不具备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坚持党的领导、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所依据的根据地等等。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东北抗联后期的抗日斗争在不同发展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客观环境和特点。
    1940年和1941年抗联尽管遇到了极大困难，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还是比较好的。前已述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 东北完全处在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特别是日伪“集团部落”政策的推行，抗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已根本不存在，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抗联的根据地也不巩固，民主政权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说的根据地不过是游击区而已。因此，抗联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已成为不可能。但是，抗联在进入远东后开展的小部队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抗联的后期斗争，上限应在1940年初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的伯力会议。这次会议后，吉东、北满的抗联部队都在自己的游击区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尽管承担的战略任务还不明确，但在政治上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影响是巨大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斗争下去，这就是抗联抗日斗争的决心。1940年第二路军开展的小群游击活动，直属队的游击活动以及第五、十路军在道南的抗日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并扰乱了敌人的部署。第三路军在北满的斗争影响特别大，诸如朝阳山密营保卫战、奇袭克山县城、激战霍龙门、攻克肇源，等等。至1941年，前苏联远东地区拒绝抗联其他部队返回东北之后，抗联第三路军在北满地区的游击抗战仍然十分活跃。他们整建制的游击战争实际上一直坚持到1942年。
    抗联小部队活动是抗联后期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1942年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据统计，抗联从1941-1945年派回东北执行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 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约计25支小部队，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余人。
    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三、抗联进入远东后党的领导问题
    抗联斗争进入后期，中共南满省委因其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已名存实亡，北满、吉东两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抗联与前苏联远东军建立关系之后，党的领导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东北地区党组织和联共（布）的关系、党领导的独立性及统一等问题。
    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联与远东军合作并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如前所述，从当时条件来看，与远东军建立合作关系可以说是抗联做出的惟一正确选择。从当时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地位来看，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失去中共中央指导的情况下，接受联共（布）的临时指导，也在情理之中。但在远东军和联共（布）内一直存在着“取消主义”倾向，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联和东北游击运动的独立领导，为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大旗不倒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第一次伯力会议上，联共（布）内有人提出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抗日游击队组织分开的建议，这就意味着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坚持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个性”（注：周保中访问录选编〔M〕。）。即使在与苏方合作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党对抗联的独立领导。在事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存在和原则立场问题上，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共的独立原则，坚持按中共的对敌策略进行东北游击战争。抗联领导人同意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的条件下，“接受远东红军领导者对我们友谊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关系方面建立经常的联系”，但这根本“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M〕。 131.）。与此同时，抗联还承担着“直接帮助远东红军领导方面的需要--把我们所获得日本贼在满洲的情报，通知远东红军”（注：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1943-6-1.）的义务，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 互利的。1941年3月19日，会议通过的以王新林（注：王新林， 前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部长，俄文名字为瓦西里，王新林为译音。后远东军内务部长几易其人，这个化名却一直沿用未改。）、海路（注：海路，远东边疆党负责人。）名义发出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指挥李兆麟、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实际上确立了在保持抗联独立性的前提下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建立与远东军合作的方针。
    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王新林未与抗联领导干部商量而起草的《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文件提纲，明显干涉了抗联和中共东北地方党内部事务。对此，抗联领导人坚决抵制，坚持“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决定”，“中国东北党组织，必须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注：张寿籛、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联共代表和远东军代表还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主张取消抗联原来的系统，将其合并到远东军中，由王新林来“公开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注：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1941-5-1.）。 在这个涉及到改变抗联性质的问题上，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明确指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彻底进行下去”，而远东军“应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援助各国人民革命，更应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从1940年12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 整个会议期间，抗联和东北各省委领导干部同远东军方面负责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共产国际的裁决下，新上任的王新林“一再申明不干涉中共党组织”（注：吉东、北满党组织。 政治问题讨论案〔 A 〕。1941-5-26.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C〕。121.）。斗争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后， 虽然抗联正式编入苏军编制序列，但实际上抗联组织系统仍然独立存在，执行着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和任务，中共特别支部局与旅内联共党委会的关系是兄弟党的关系。两个党委会既要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又要各自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原则进行独立工作（注：周保中。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Z〕。）。教导旅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在前苏境内整训，随时准备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抗日斗争。
    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决心和党的原则立场，顶住重重困难和压力，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维护了抗联的独立旗帜，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抗联斗争后期，中共东北党组织实现了统一，这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上，中共东北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东北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抗日斗争，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广大党员们也热切提出这一要求。客观上，1941年后，抗联各部队已集中在两个野营整训，而党组织却仍是吉东、北满、南满三省委并存，这种情况已明显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新的斗争环境要求把全东北的抗日斗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