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自经营，官为保护
    官督商办形式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官商之间不再需要发生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从此放弃了获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希望。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微弱，传统的保守势力仍能任意摧残新式企业，而企业经营者却得不到国家政治、法律的保护。“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正是张謇对甲午战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官商关系的构建。它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由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加上经济、军事、文教发展方略的一系列失误，它没能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对于洋务运动，张謇早在1879年就批评说：“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他指责洋务派官僚的做法是“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耗于无用”，认为“过此以往，虽更十余年，其又奚从而自强也？”（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1页。）尽管张謇此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比洋务派更高明的方针和政策，这种批评却是尖锐的。甲午战败给清政府的洋务政策致命的一击，同时也给了张謇进一步审视洋务运动的机会。同年，张謇代鄂督张之洞撰写《条陈立国自强疏》。该疏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该疏要求变革的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是一篇较为完整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与洋务派过去的零打碎敲、走一步看一步相比，显示了对整体与全方位变革的关注。（二）张謇批判了外洋以兵和以商立国的“皮毛之论”，指出“外洋之强由于学”，“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中国倘若真能“广开学堂”、讲求人才，劝工惠商、振兴实业，则“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该疏实际开张謇以后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之先声。（三）该疏不仅要求“以公正均平”为原则，对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选任董事，速加整顿”，而且建议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工政局”、“商务局”，对商民“凡能集巨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5－38 页。）。该疏是张謇甲午战败初期最重要的一篇历史文献。以上三点表明，对晚清洋务运动的理性反思，直接导致了张謇以“商自经营，官为保护”为内涵的官助民办思想的提出，引发了他本人由状元到实业家的历史转变。
    官助民办的基础首先是“商自经营”。鉴于以往官督商办企业在后期官督有名、商办无实，形成“名为提倡，实为沮之”的景况，张謇提出今后中国实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商办。国家“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5页。）
    “商自经营”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不再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官为保护”是与“商自经营”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謇指出“听商自便，官为保护，是为商办”。官不仅不能退出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相反，只有一方面允许人民自由经营农工商各业，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给予保护、支持，实行“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官助民办式的新型官商关系，才能达到“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械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注：《张謇全集》第2 卷11页。）的积极效果。官助民办式的官商关系在积极的方面体现为“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在消极的方法体现为“监督、限制以防其害”（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6页。）。官助民办就是提倡、保护、奖励、补助、监督、限制这六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官助民办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兴办农、工、商会：农、工、商会分别是农学会、工学会和商学会的简称，是一种研究如何改良、推动农、工、商业的机构。张謇主张在各府、州、县设立农会，“辨土质、考物产”、察“农事得失”（注：《张謇全集》第2卷10页。）；在上海设立全国农会总会， 总会有学堂一所，有田四五十亩。总会除“译东西洋农报、农书”外，还可“分别兴办树艺、畜牧、制造诸事，以为乡民倡导”（注：《张謇全集》第 2卷14页。）。在各省设立总商会，在各府设分会，“考府辖之县最王之产、最良之产，与风尚之华朴、民俗之勤惰、工作之精粗、市情之消长，各列为表，度其所宜兴、宜革、宜变之故，斟酌其如何革、如何兴、如何变之办法”（注：《张謇全集》第2卷11页。）。待商会、 农会兴办之后，国家再在每省设立工会一、二处。
    建立、健全经济法规：法律是社会的准绳。制定与实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经济法规，“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张謇认为近代中国的新式企业屡兴屡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律之导之故也”，企业“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不可复起也”。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经济立法。他在就任农林工商部部长时强调说，“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2页。），并在1913年9月--1915年9月短短两年的任期内主持制订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商会法》等各种经济法规二十余种。这些经济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规范近代中国的经济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改订平等税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海关不仅不能起到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反而成了替外国资本家向中国推销商品的工具。张謇指出协定关税对中国有“辱国病商”（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4页。）之危害，它“纯利于进口之货物”（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5－386页。）而大不利于出口之货物， 只有“从世界通例，改协定税为国定税”（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77页。），实现关税自主，“则国际市场上，庶有我国商人容足之地，而国民经济或可渐有生动之机”（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84页。）。在实现关税自主的方法上，张謇比较温和，主张由政府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力争，并希望各国政府给予体谅，“舍弃其条约上之权利”（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87页。）。
    废除厘金：厘金是长期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一种国内税。厘金制度“百里一税，一二里再税，道途梗阻，节节为厉”（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严重阻遏了商品流通和正在萌发中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了抵制外货的倾销，推进国内实业的发展，张謇屡次呼吁裁厘。他说厘金“不利于商、不利于国”（注：《张謇全集》第1 卷第158页。），“厘捐之为弊也，贤者为之，下出三而上得一； 不肖者为之，下出五而上得一”（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 “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注：《张謇全集》第 4卷511页。）。厘金是当时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为了使它的废除不致影响财政，张謇先后设计了“行印税而裁厘”和“裁厘认捐”两种方式。遗憾的是这些设想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挠，没有得到施行。
    减轻税收：在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上，张謇认为经济是根与源，财政是叶与流，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国家的财政收入“实基于生产，苟产殖日臻繁富，斯税源日益扩充”（注：《张謇全集》第2卷266页。）。鉴于当时实业“尚在胚胎”，他主张走减轻税收、推进实业发展之路，反对“纯然以收入为目的以为征税之标准”（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工业上，“凡工商机械制造之货，创办之始概予宽免捐税三年”，并实行“税生不税熟或者税熟不税生”的赋税制度，避免原材料和制成品重复纳税。产品若“就本地零销者，酌减捐之半”，价值不满万者，“免捐免税”。农业上，凡属开垦荒地和滩涂者，水田“免赋三年”，旱田“免赋五年”。（注：《张謇全集》第2卷12- 13页。）。对于各地农会创办的“树艺、畜牧、制造诸事”，以及带有试验性的“新生之物”，“一概宽免捐税十年，以为乡民示劝”（注：《张謇全集》第2卷14页。）。商业上， 凡属有关对外贸易或能为国堵塞漏卮之物，均给予运销之便，“务其负担可以稍轻”。不竭泽而渔的轻税政策有助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建立银行，改良币制，统一度量衡：金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针对清末民初“国家金融基础不立”，“金融家无吸收存款之机关，无以供市场之流转，遂至利率腾贵，企业者望而束手”（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2-273页。）的困顿局势，张謇强调“银行为各实业之母”（注：《张謇全集》第2卷60页。），“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注：《张謇全集》第3卷762页。），主张“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 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3页。）。币制不良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桎梏，本位不善和货币紊乱是其两大主要弊端。对此，张謇主张，以金本位制为核心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他说：“金钱行而镑价均，银元行而市价平，铜元行而私毁清”（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55-56页。）。对当时和币制一样紊乱的度量衡制度，他主张首先划一本国旧制，以统一的旧制与国际通制并用，“俟数年以后，风气大开，科学日进，再改从通制”（注：《张謇全集》第2卷257-259页。）。
    财政保育：就是由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某些与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幼年产业”实行扶持。张謇认为中国实业还很幼稚，“急宜采保育主义”（注：《张謇全集》第2卷168页。）。财政保育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为奖励，一为补助”。对于奖励和补助这两种办法，张謇都主张采用，但限于当时政府财力，他更看重属补助之列的保息法。他说“保息之法，需费无多而收效甚大”（注：《张謇全集》第2卷200页。），主张“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集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注：《张謇全集》第2卷168页。）。国家保息期以“以三年为限”，三年以后保息之费由企业分期偿还。财政保育有助于企业摆脱初期本小、利薄、力弱的困境，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政府干预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有条件的、适度的政府直接干预有时还可能引起经济空前的飞速增长。但一个落后的、成员整体素质低下、缺乏现代化意识的劣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只应永远限定在间接干预的框子里。这样的政府对经济直接的干预总以越少越好。综观以上张謇提出的官助民办的各条措施，不难看出，他的这种设计是在努力避免当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用心良苦的设计是与当时中国政府在张謇心目中的定位以及他对清末官营企业失败的感悟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