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绅通官商之情
    政治的改良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前提。这是晚清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张謇指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1页。）。“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可忧方大”（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作为一个实业家，张謇对政治的热情明显没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那样强烈，但实业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联系迫使他在近代中国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关节点都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倾向。甲午战败的当年，他就代鄂督张之洞撰写了九条带有明显检讨洋务运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戊戌维新时期，他虽然嘱康梁等人“勿轻举”（注：《张謇全集》第6卷858页。），但其基本倾向是赞同维新变法的。1901年，张謇从“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76页。）的变革观出发，作了长达两万余言的《变法平议》，系统地涉及了清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变革。《变法平议》诚如大多数研究者所评述的那样，是重弹康、梁变法思想的老调，并且比康、梁的维新思想更温和，但如果把《变法平议》与康、梁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措施相比较，张謇的改良主张显然比康、梁更成熟、更全面。《变法平议》的各条措施如果能全部得以实施的话，起码和戊戌维新如果能获得成功一样，可以把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1905-1911年，他积极策划和领导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立宪运动，成了清末第二次改良运动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张謇“环观世界，默察人心”（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183页。），拥护共和，并一度出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虽曾对共和以来的政治紊乱颇有微词，并把它和孙、黄等人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但对共和国体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毅然辞官南下，加以抵制。晚年的张謇以村落主义自诩，在军阀的混战中折冲樽俎，力图创造出一个局部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综观从甲午战败到1926年去世期间的张謇，缓慢稳健地追求进步是其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而通过渐进的、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设一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开明、立宪的进步政府，是其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官为保护、官助商办在张謇的思想意识中又可以明确地表述为在一个开明立宪的进步政府领导下，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
    官助民办是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比较理想的官商关系。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政府的主持下就曾以官助民办--“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大力扶持民间工商业者，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日本的成功向近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研习的范例。比较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张謇认为，日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有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以有今日”（注：《张謇全集》第6卷491页。）。反观中国，“中国之政府殆远逊于日本之政府”（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599页。）；“大官蔽于昏庸不职之监司，监司蔽于因缘为奸之弁吏”（注：《张謇全集》第2卷76页。）。腐败、守旧、 顽固的中国政府造成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政府是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张謇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得到完全、合理的改造之前其充当国家工业化引导力量的能力是微乎其微的，更多的只能是阻力。中国“上下之势太隔……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37页。）， 要有效地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必须一方面以渐进的手段把现政府逐步改造成为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另一方面在对现政府的改造实现、完成之前，必须有一种积极有效的力量能联结官商、通官商之情。比较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张謇认为绅“介官商之间”，最宜“通官商之邮”，充当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官商之间的联结者。
    绅通官商之情是张謇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官商关系设计的最大特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已大大有利于新式企业的经营者，但商品经济不发达、资金难以流向产业、狭隘的小农意识、苛捐杂税，以及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等等，仍给新式企业的经营者以极大的困扰。欲克服这些困难，单靠商力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然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失败的教训告诉人们，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新式企业一旦被官方直接插手，必然会带来官僚式的工作作风，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甚至导致企业的破产。洋务派官办企业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官府直接插手，官商之间“不当通而通”（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招致的失败，使得商人把与官府打交道视为畏途， 商之视官“已几几乎望影惊心，谈虎色变矣”（注：陈炽《庸书·外篇》。）。一方面需要官方保护，另一方面又害怕官方直接插手的矛盾局势，使得在社会上具有双重身份、双重人格的士绅阶层介入企业在一定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工业化，官商关系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商不可日受官之激刺，官亦何可日与商为仇雠”（注：《张謇全集》第3卷780页。）。绅“介官商之间”，相对于商，绅近乎于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封建官府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相对于官，绅仍属于民，他们比封建政府更了解商的苦衷、困难和要求。绅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以“绅领商办”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兼官商之任”（注：《张謇全集》第3卷15页。）， “通官商之情”，既能避免当时社会“官尊而苦商”、官商不通、“不当隔而隔”的弊病，又能避免类似于洋务运动过程中的“官皆商也”，政府直接插手企业事务，官商之间“不当通而通”（注：《张謇全集》第2卷54页。 ）所带来的恶果。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推进早期的中国工业化。
    “绅通官商之情”是张謇创办大生集团的思想基础。早在1885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甲午战败以后他弃官从商，开始了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张謇在大生集团中的地位就是他所说的“通官商之情”的绅。大生集团创办时，张謇并无许多原始资金，其原始资金“不过一、二千元”（注：《张謇全集》第4卷147页。）。其真正的信用或原始资本是状元这一头衔，状元的头衔使他有了与官府直接对话的身份，而守制在籍、处于乡绅的地位又使他比当时的官僚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与信赖。张謇这种介官商之间的特殊地位使他具有了兼官商之任的特殊身份--张謇实质上是以官府代理人和商股代表的双重身份从事企业活动的。对于官，他是商股代表；对于商，他又是官府代理。张謇就这样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上承官责，下任商保”（注：《张謇全集》第3卷6-7页。），“下为商苦，上与官谋”（注：《张謇全集》第2卷53页。）， 承担着“通官商之邮”的重任，同时也找到了一条甲午战败以后易为民间一般投资者接受的官商合作的新方式。大生集团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扎根、发展，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辉煌，这同样与张謇以其特殊的身份“绅领商办”、为大生集团创造出适于发展的有利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摆脱对洋务集团的依赖，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迫切需要检讨前一阶段的官商关系，同时从理论上重新构建、确立新的官商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张謇提出了“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并在其以后兴办大生集团的过程中实践和丰富了这一方针。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看，这一方针在总体上还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张謇对这一方针的提出及实践的意义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