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80年代后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二阶段，也是成果极为丰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160余篇（种）， 主要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原有关于江南城市及城市、港口城市的研究均向纵深开拓。陈学文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对明清时期的南浔镇、乌青镇等江南市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力图从微观分析上把握其特点。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1987 年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4 期）、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1期）等文，从各个角度对江南市镇经济进行了剖析。 林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管理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展，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忠平则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市场内部开始萌芽和滋长，但就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总体而论，其内部的商品生产意义仍逊于商品流通意义。樊文则以嘉定县为中心，对明清江南市镇进行了实态分析，指出以棉布业及棉布交易为支柱的市镇经济，是导致该市镇兴盛的重要基础；在市镇经济结构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此外，樊树志还积其十余年心得，写成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书中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城市变化已不大，而市镇的兴起、繁荣和地位的变化，则代表了乡村都市化的趋势。
    关于都市及港口研究。范金民《明代南京城市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 期）勾画了南京由明王朝的京都到留都的变迁过程：明太祖定鼎以后的50年，是明代南京城市经济的勃兴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和官府控制的转运贸易、集市贸易的繁荣，但带有明显的徭役性和官有化，城市布局、社会设施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永乐迁都至嘉靖、隆庆时的一百多年，是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官手工业相对衰落、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集市贸易兴盛、转运贸易发达、高利贷资本活跃。万历至明末，为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时期，坊厢制度和铺户制度的改革更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留都的政治地位和封建官府对工商业的摧残，南京城市终于无法朝着工商城市的方向发展。陈忠平《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0期）探索了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认为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明洪武前期至正德以前，正德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些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虽仍受封建政治、军事因素支配性影响，但经济因素却对城市发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转化。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一文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清代天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天津城市的发展，既带有中国古代中心城市的某些特点，又具有西方城市的某些色彩。郭蕴静《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同上）认为，清代天津最初的发展并非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据点，进而发展成为堡垒城市。自康熙朝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由堡垒城市向商业城市的演变。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天津城市和商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依然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二）研究视野向中西部地区扩展。湖北、河南、江西及西南、西北、东北的城镇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可喜的成果。吴量恺在《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认为，清代长江中游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其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并加快了这一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变化，扩大了商品市场，使商人组织得以发展。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认为， 汉口镇作为清前期国内四大市场之一，其商业活动以经营盐、米、木、花布、药材和典当为大宗。从商品结构看，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从商品流通范围来看，具有全国性市场的意义，其重要功能是中转贸易。因此，汉口是典型的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王致中《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试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认为， 明清两代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西北城市的基本地理布局在这时已大体确定，其主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作为军需供应及仓储中心。民族市场发展，就地取材制造兵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进步。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 对在西北城市中活动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进行了讨论。赵德贵《宁古塔及其地区的经济开发》对清代东北边陲宁古塔城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增殖、土地开发、城市经济的兴起等问题作了阐述，认为在嘉、道年间，这里已发展为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与国内各地有日益密切的联系，为国内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做了重大贡献。宾长初《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社会科学探索》1990年第5 期）对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概况、原因和特点作了总体考察。此外，覃延欢的《明清时代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9年第1期）等， 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关于明清江西城镇和城乡商品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80年代初开始，梁淼泰就将研究重点放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研究上，他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 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景德镇的兴起，既非其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亦非地处要冲而繁荣，它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它与明清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亦有所不同，后者一般是地方手工业产地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景德镇则不是以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加工和集散地的姿态进入城市行列的。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则根据实地调查材料， 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对徽商在景德镇的活动和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市镇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另外，萧放《试论明清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对明清时期江西的景德镇、河口镇、 吴城镇、樟树镇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作了考察。王根泉则考察了明清时期抚州地区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分布特点（《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镇试探》，《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 期）。
    （三）在重视个案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把明清时期的城市划为军事重镇、政治文化中心城市、 生产性中心城市等类型。无论哪一种类型，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较为集中的商业贸易和市场，城市便无法维持。明清时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商业贸易，单一的军事、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都趋向于综合发展，层次非常复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认为，清代城市可分为京都、省治、道治、府治、县治、 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八个层次。陈学文《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松辽学刊》第2 期）集中分析了失去市镇迅速勃兴的主要因素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明代市镇发展的过程看，基本上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一致的，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产物。它的大量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经济联系和城乡交流，加快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步伐。从市镇经济的发生和发展特点看，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在大中城市中存在，而且更大量地存在于各个大大小小的市镇中，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社会现象。
    （四）更多的学者注意到城市与乡村间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韩大成《明代的集市》（《文史哲》1987年第6 期）详细分析了明代集市的名称、类型、管理、发展与作用。他认为，明皇朝十分重视集市的管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促使广大中小生产者不得不同周围地区发生经济往来，从而密切了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着重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前期市场的发展。 他认为，清代前期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清前期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依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第二种是商品集散市场，第三种是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是最发达的农村市镇。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指出， 景德镇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则自然经济稳定，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很不相称。由此可见，封建的山区农村，并无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城镇手工业又不足以使其改观，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
    有关同类性质城市的比较研究，同一城市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外城市及市镇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如罗澍伟的《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 张鸿雁《东西方古代社会城市经济本质差异论：马克思主义古代东西方城市经济差异理论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李学勤等人的《中日两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笔谈》（《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 期）等皆是。
    资料、索引等编篡工作比以前也有进展。《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以上二种为陈学文编）以及《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编印出版，对城市、市镇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阶段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不仅成果众多，而且在方法上有较大的进步，考古学、社会学、计量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二重论证乃至多重论证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的自觉行为，而区域经济史更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