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90年代以来，可视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研究的继续，城市、市镇、市场、商人、人口流动及城乡经济关系等都有一批较具分量的成果。
    关于明清城乡商品市场的研究。张海英的《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 期）和《明清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探研》（《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 期）分别分析了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樊树志《明代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通过对集市的考察， 描述了明代全国各地集市分布与运行的实况、最低层的商品交易不断运转流通的动态。他认为，集市的功能不仅在于本地乡民的互通有无，而且在于乡村的农副产品通过集市向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集散，从而成为全国市场疏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唐文起《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市场简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则对该地区的农具、 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许檀对明清时期山东城乡商品经济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 期）、《清代山东牧畜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清代山东的食盐运销》（《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清史论丛》1995年号）、《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论文。 而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 则试图对明清时期全国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及历史作用进行全面概括。
    关于商人与商帮研究。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第1 期）和《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1年第3 期）对清代湖南商业的发展及外籍商人的情况作了详实论证。唐力行的《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江淮论坛》1992年第2期）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 由于徽商价值观的变革合于封建社会的国情、合于封建商业的特殊要求，故而徽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黄滨考察了明清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明清时期广西与其他地区一样，军镇型城镇和孤立草市也发展成为市场型或兼具市场功能的城镇，但由于广西自然经济的自我瓦解能力低，这一过程的发生主要不是起于内部，而是源于入桂的粤商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在广西各城镇墟市中创立了六大类基本经济行业，并由此引起了城镇经济功能的形成（《明清时期粤商入桂与广西城镇的发展》，《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方志远、黄瑞卿的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其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对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江右商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活跃于明清商品经济领域，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江右商的资本实力却无法与徽商、晋商相比，多为贫弱中下贾，这种状况与江右商的社会构成、经营方式及特点都有极大关系。在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经营观念直接导致了江右商资本力量的微弱与分散，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衰弱下来。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张海鹏等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正明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 月版）等。
    对晚清城市与城乡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城市化，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变化内容。乐正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在外国资本侵略的影响下开始城市化的，但近代中国仍是一个极度乡村型的国家，近代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强工弱的格局，使得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商业的力量。城市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理空间上形成一个弓箭型城市带和华东、东北两大城市密集区。近代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的畸形膨胀对中国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探讨了开埠通商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关系（《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行龙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人口与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不仅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发展。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文史哲》1992年第5 期）论述了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洋务运动派官僚办工矿、兴商贸、修铁路、建学堂等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同时，洋务运动又推动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扩展，改变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促进了部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在肯定洋务运动对中国控化，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分析其缺陷和不足。沈毅《近代旅大租借地的农业与城乡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 期）探讨了城乡商品经济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
    茅家琦的《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指出，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的发展是在列强侵略、 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城市近代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等。通过对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等城市近代化轨迹的考察，指出：在不同的城市，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不同的合力，不同的合力推动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彭安玉的《近代江苏市镇化实探》（《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则探讨了鸦片战争后江苏地区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晚清城市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如天津、上海、宁波、汉口、重庆等，尤其是集中在对上海这个当时最大的商埠港口城市的研究上。张仲礼等人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史并对上海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诸如传统与近代、上海与帝国主义、上海与内地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潘君祥、丁日初、樊卫国、蔡继福、 黄逸平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对上海的市场特点，或对其口岸经济的形成，或从其地理位置优势，或从人口移动及商帮活动等方面，探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沈毅则将上海与大连两个沿海港口城市加以比较，认为两城市的共同点是：均有较长时间的局部安定环境、城市基础措施较为先进、劳动力资源充足、文化教育及科研力量比较雄厚；不同点是：上海腹地更为广阔，水陆交通更为便利，作为一座国际性城市能广泛地吸引各国资本，大连则是东北的门户，先后为俄日独霸，排斥非俄日资本，同时它又是自由港，享有进出口减免税特权（《近代上海与大连城市经济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在回顾了80年代以来明清城镇与城乡商品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之后可以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研究的视野仍然主要局限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而东南地区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城镇和地区，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近代化过程的缓慢却主要是由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决定的，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也必然取决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理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艰难历程。二，仍然缺乏合理的研究手段，虽然不少学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流行的计量历史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往往陷于为统计而统计、为个案而个案；而且，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实践中总结的，中西方社会的差异，必然使得一些可以解释西方社会现象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因此，探讨并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三，整个研究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如果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台湾中研院组织的关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不但采用了组织上的分工合作，而且早已将研究视野由中国沿海推向了内地。因此，国内学者在目前人自为战的基础上，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研究，是推动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