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主革命派设想，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从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应该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派鉴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因而主张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在从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不能立即消灭私有制，而是要利用多种经济成份，包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充分地向前发展。但是，他们在从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少数垄断资本家独占“大资本”也即独占银行、铁道、航路、森林、矿产等主要生产资料以致造成他们垄断社会财富、操纵国民生计从而引起社会贫富不均、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等局面，因而同时主张在从事中国“社会革命”时应该将“大资本”归国家经营管理以节制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分发展，防止出现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病。1907年3月， 民主革命派的主要刊物《民报》第12号上发表了胡汉民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说道：“吾人之社会主义则不然，曰土地国有，曰大资本国有。土地国有，则国家为惟一之地主，而以地代之收入，即同时得为大资本家，因而举一切自然独占之事业而经营之，其余之生产事业则不为私人靳也。”（注：《民报》第12号，第100页。）1924年1月23日，民主革命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又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始银行、铁道、航路这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120页。）到了1930年9 月邓演达终于将民主革命派通过“大资本国有”来节制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明确地表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并指出中国要运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邓演达1930年9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中说道：“如果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象这样的经济政策，为由现时前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办法，这种过渡期的经济组织，我们可以叫它做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认为运用过渡期的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为平民政权建立后必然的出路。只有这种出路可以解放中国人民，可以达到社会主义。”（注：《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346-347页。 ）民主革命派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设想也是符合经济落后中国国情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在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道：新中国将用“和平转变”的方法来“进入社会主义”，具体说来，“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就是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注： 李默主编： 《新中国大博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95页。）到了1955年11月，毛泽东也指出：“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439-440页。）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派当年运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设想是符合经济落后的中国国情的，并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甚至实践。显然，民主革命派的上述设想具有远见性，体现了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点和特殊性。
    第四，民主革命派设想，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紧接着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时还应该同时进行国家“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使“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同时并举”。民主革命派鉴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近代工业极不发达，因而主张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还同时进行国家“工业革命”。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思想。孙中山说道：“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 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第250页。 ）他们的这种设想也是符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国之国情的。的确，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近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因此政治革命成功并且具备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条件之后，就必须把工业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就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的方针，使两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因此，民主革命派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揭示了经济落后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的主张。1953年8 月毛泽东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9页。）1955年7 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82页。）由此可见， 民主革命派的上述设想是合乎国情的，并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实践。民主革命派的这一设想也体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特殊性。
    第五，民主革命派设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展生产力。民主革命派鉴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因而主张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道：“中国近来患贫极了”，因而在“行社会主义”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孙中山还主张采用机器大生产以取代手工业生产：“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321-322页。）五四时期朱执信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以机器大生产和发达的现代交通作为基础的，因而主张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达实业交通”（注：《朱执信集》下集， 第684页。）。民主革命派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一设想，也是符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国情的。事实上，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这样的主张。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3版，第1028页。）即使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主张社会主义中国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87年4月26日，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文中说道：“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 月第1版，第224页。）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说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月第1版，第373页。）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派当年的上述设想是合情合理的，也体现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和特殊性，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认识，而且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