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民主革命派设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对外开放，“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派当时所面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既是一个侵略成性、弊病百出、社会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世界，又同时是一个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世界。“识时务”的民主革命派敢于正视这种客观与复杂的现实，主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应该有鉴别、有批判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吸取一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裨益、有借鉴作用的成份，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文中就已明确地指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第398页。）。他们认为，将来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最缺乏资本、人才和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因此主张“采用开放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533页。），在资本、 人才和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等方面借助于外国。1912年10月23日，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对此说道：“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的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注：《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533页。）在利用外国资本、 外国人才和外国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时，他们认为重点还是利用外资。孙中山1924年8 月10日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对此说道：“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作去，才是事半功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93页。）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主张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同时，还维护国家主权。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 第248页。 ）朱执信当时也主张在利用“外资发达实业”时须“排去一切损及中国主权之条件”，“若是之外国资本，吾非惟不反对之，且欢迎之。”（注：《朱执信集》下集，第713页。 ）民主革命派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采用对外开放主义，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之成果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反映了经济落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先进的认识。事实上，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与主张。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道：“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5-287页。 ）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主张对外开放，吸收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成果。1984年6月30日，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道：“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5页。）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说道：“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派当年主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对外开放，“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这是符合国情的，并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显然，民主革命的上述设想也体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和特殊性，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认识，而且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民主革命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作了许多有益可贵的探索。他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上述这些设想，不仅符合当时时代的潮流和顺应了人类发展的趋势，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国情，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民主革命派之所以能够有上述这些可贵的认识，也并不是偶然的，是与以下两种因素密切有关的：
    其一，时代的影响。民主革命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辛亥革命时期也即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时代的潮流。从国际上看欧美日本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兴起并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同时，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包括民主革命派不要“袭欧美日本之故辙”，也即不要在中国建立欧美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该另辟新径，走自己的路，探索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从国内来看，当时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软弱无力，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这种国情不同于当时欧美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带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五四运动以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作为现实任务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时代更要求民主革命派探索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探索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样，在时代的影响下，民主革命派必然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作出一定的探索，并提出不少合乎国情的主张。
    其二，民主革命派自身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他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民主革命派具有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具有改造中国与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他们一直不断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虽屡受挫折，却从不气馁。同时，民主革命派比较务实，尤其是比较注意研究当时国内外社会情况，主张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81页。）。此外，他们还长期从事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践。他们自身的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并提出不少可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