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民主革命派在从事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当然，民主革命派作为中国的非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
    一，民主革命派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孙中山的民主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正是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与两大基石。所以，民主革命派尽管对人类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设想，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也作了不少有益可贵的探索，但是不可能从理论上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不可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不可能科学地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发展前景。
    二，民主革命派将“社会主义”概念理解为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概念。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道：“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2版，第507页。）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说中仍然指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之后，便可以了解。”（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59页。）正因此，民主革命派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在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方面实行社会主义。1905年5月中旬， 孙中山在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273页。）1925年3月2日，廖仲恺在《〈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中也说道：“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沉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3年5月第2版，第241页。 ）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不科学，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并不系统。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在经济或生产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与设想。但是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概念及其社会主义主张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生产方面。所以，他们所谓“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科学，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并不系统。不过，民主革命派作为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于受到了时代潮流社会主义的冲击，因而也只能从经济的角度来接受社会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这体现了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三，民主革命派反对在中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由于不能真正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因而不能了解阶段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推动作用，相反，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69页。）。 他们也不了解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他们一方面承认“在不均的社会”也即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同时又指出：“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92页。 ）他们只看到在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部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统一与合作的一面，却忽视了他们还存在矛盾与斗争的一面。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主张建立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但一直未主张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人民共和国，更不主张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四，民主革命派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也当成中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民主革命派为了使中国建成“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主张中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之一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99页。）。其实， 他们的这一主张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因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3版， 第1023-1024页。）。 但当时民主革命派却将它当成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张。这表明，他们的“社会革命”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革命论。
    五，民主革命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等同起来。宋教仁早在1911年8月13 日《民立报》上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之自由平等因以享得，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之景象，古人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物弃于地，不必藏于己。”（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第290页。）1921年12 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也说道：“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能不用矣。”（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第36页。 ）民主革命派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时将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等同起来，这说明他们的眼光还有短浅的一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根本不能与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相提并论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只不过是儒家所追求和宣扬的理想社会，它具有小生产基础上的质朴特点，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劳动，讲信修睦，换取别人的回报；人人彼此相亲互爱，各有所安。而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消灭，国家消亡，货币资本消失，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总之，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世界。然而，民主革命派却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等同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综上，民主革命派当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探索，既有可取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作了许多有益可贵的探索，得出了不少合理正确的结论，这些认识不仅符合国情，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继承与发展乃至实践，尤其是其中对的认识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派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所作的上述可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为中国共产党人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因而，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民主革命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但这并不占主导地位，同上述积极作用相比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因为民主革命派的这些不足而否定他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功绩。
    研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探索这一课题，我们更加坚定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