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
    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
    “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为在中国立稳脚跟进行传教，把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引起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兴趣，他们一方面大胆地学习西学，一方面受牢不可破的祖先崇拜思想束缚，认为中国先圣先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发明了各种科学技术，可惜失传了，而外国人得其绪余，踵事增华，转而为中国所不及，因此可以承认今人在科技方面有不如西人处，但不能说中国古代贤哲不如西人。他们努力寻求证据，证明西方科技中国古已有之。康熙便说西方代数是“东来之法”，即中国之法。清初最负盛誉的天文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均花费大量精力论证：“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阮元：《畴人传》第35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36页。 ）他们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非学西方不足以自强。随着学习西方规模不断增大，“西学中源”说日益流行。甲午战争前，倡导学习西方的冯桂芬、张正牧、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宋育仁、陈炽、汤震、曾纪泽等都鼓吹“西学中源”说，他们把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机器等都说成是中国人首先发明，即便是议会制席也是由中国古代国人议事制度发展而来。（注：参见拙作：《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
    康有为原本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879年初步接触西学，1883年更“大攻西学书。”（注：康有为：《康甫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光绪八年。）19世纪80 年代正是“西学中源”说较为流行的时代，他接受了“西学中源”说。1886年，他在《民功篇》中说，黄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凡生民千制百学，至黄帝而大备，后世加者寡矣。”但是，后世不仅少有发明，反而使先圣先贤的很多发明先后失传，而“裔夷得窍其余绪，而擅其长”。（注：康有为：《民功篇》，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同年，康有为又在《康子内外篇》中说：“地体浑园之说，出于《周髀·周公问》。（注：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185页。）他还对给谏洪右臣“驳诘洋人政事制度， 详斥洋学者之非”表示异议，指出洪右臣“于洋人情事利弊，似未甚得其綮肯。既未足以折西人，亦不能服讲洋学者之心。”还说：“公谓西国之人专而巧，中国之人涣而钝，此则大不然也。我中人聪明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自墨子已知光学、重学之法，张衡之为浑仪，祖日桓之为机船，何敬容之为行城，顺席之为自鸣钟，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注：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535、537页。）
    二“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异曲同工
    从1892年起，康有为开始构筑“托古改制”论。不少论者从龚自珍、廖平那里为之寻找思想源头。康有为曾经崇拜过龚自珍，龚自珍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也受过廖平的影响，1888年，见到廖平的今文经学著作，“乃尽弃其旧说。”（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56页。）其旧说为古文经学。 不少论者据此而认为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源于龚廖。
    其实，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今文经学形同而实异。当时人已看出这一点。
    廖平说，康有为的《孔子制考》祖述了他的《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注：寥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事实正是如此。《知圣篇》大讲孔子为素王， 受命制作。但是廖平反对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孔子未生之前，中国“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大约与今西人相等。”孔子对此不以为然，遂定“新制，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春秋》于大夫、诸侯尊卑仪注，极为区别。”又说：“孔子特建纲常，以拨其乱，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谓此耳。”（注：寥平：《知圣篇》，李耀仙主编：《寥平学术论著选集》（一），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219页。 ）而康有为却说孔子主张平等、民主，和廖平之说恰恰相反。梁启超指出，康有为和廖平等“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廖平等拘于《公羊》之例，不能放开眼光深探其中微言大义，“故还珠而买椟”，仅得其表，不能得其真谛；康有为“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所谓“知来”，就是看到孔子所预示的社会未来发展。还指出康有为与以往的今文经学家对“改制”有不同的解释：“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57页。）可以说，廖平等是作为经学家研究今文经学；康有为是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利用今文经学。梁启超说康有为利用经学有“高尚之目的”：“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即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章太炎、谭嗣同等也看出康有为讲今文经学的真正用意。谭嗣同说：“然今之鸿生硕彦，争趋乎此（《公羊春秋》--引者）而腾空言，其意不在乎稽古，盖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为说，欲假之以行其道，此固经义孳荫而冀有以辅时及物，则贤于之抱残守缺而翦翦沽名者远矣。”并指出“固时会使然”。（注：谭嗣同：《致唐绂臣》，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