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在经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和今文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他不过是借用今文经学的语言传布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哲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并非偶然。“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说有大致相近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相近的目的。
    洋务运动时期，虽有少数明达之士倡言西学，但是，整个社会的保守风气仍有固结不解之势，敌忾替代了理性思考，一般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士大夫也是如此，“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者则益憾。”（注：郭嵩焘：《复姚彦嘉》，《养知书屋遗集》第11卷。）守旧势力如此之大，以至“喜闻谈洋务之言”，要“冒险负谤”，（注：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30页。）重视西学之士被社会目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旧派攻击新派的主要理论武器是“夷夏之防”论。例如通政使于凌辰说，以西学为难能，必将“举所谓礼义道德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注：《通政使于凌辰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出版社，1953年版，第121页。）于凌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学西方，开风气，必然会冲击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最终会使封建思想体系解体，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好事。但其时新派决没有勇气敢于公然向“夷夏之防”之类旧教条挑战，而且在主观上他们还是旧封建思想的拥护者。既要学西方，又要符合“夷夏之防”，于是“西学中源”说应运而发展而流行。新派赋于“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任务是“正名”。张自牧说：“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注：张自牧：《瀛海论》。）其所著《瀛海论》《蠡测危言》旁征博引，证明西方各学分别源自中国某书。这二部书产生较大影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批评士大夫们：“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噫，异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恃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野，此其时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郑观应在工商界有相当号召力。宋育仁是正途出身，是士大夫阶层中人，著有《时务论》、《采风记》，把学习西方和“复古”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因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注：宋育仁：《时务论》。）就是说，学习西方既不违背“夷夏之防”，又符合祖先的传统；而不学习西学便是数典忘祖，不遵古训，是儒者之耻。
    戊戌维新时期，公开反对西学者并不多见，但以种种借口反对变法的人所在皆是，新旧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监察御史杨深秀所说：“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注：《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戊戌时期的守旧派较少像甲午前的守旧派那样公然反对一切西学，但每遇新派提出变法要求，则“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面对现实，康有为知道：“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中国人历史习惯最突出者之一便是祖先崇拜，尊古为上。鉴于此，康有为说：“非托之古，无以说人。”（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而为“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莫过于孔子。于是他“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还说，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借先王名义的阐述改制思想，是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页。）这分明是夫子自道。康有为是自觉地把“托古改制”论作为工具使用：一方面用其动员人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参加维新运动；一方面又把它作为防卫盾牌，使守旧派“无可借口”去打击新派。其时，梁启超常常用“西学中源”说鼓吹维新变法，严复颇不以为然，写信予以批评。梁启超复信说自己并不相信此说，“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注：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第1卷，第108页。）可见康梁在宣传变法时，不惜用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和“托古改制”论都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与事实不相符合。它们之所以能流行于世，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西学缺少足够了解。洋务运动时期自不必说，戊戌变法时期也是如此。时代骄子、举国闻名的梁启超在1897年春给严复的信中坦承对西学“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说”（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其新思想多为道听途说加上猜想。康梁如此，其他人则更等而下之。梁启超说：“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又说，其时“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彀，汲而易竭。”是个“学问饥荒”时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无论人们怎样苦思冥想，也只能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71页。）。“西学中源”说是这种“新学”，“托古改制”论也是这种“新学”，它们形异而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