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托古改制”论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
    比较一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不难看出，两者也有很大差别：所托之古不同，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同。
    “西学中源”论者杂引诸子著作，如《墨子》、《管子》、《淮南子》以及《周髀算经》等，以证明西学源于中国，被他们引用最多的则是《周礼》。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遂远非中国所及。”（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陈炽认为西方讲公法，办外交，“尤秉《周礼》。”（注：陈炽：《盛世危言·序》，同上书，第230页。）宋育仁说，西方议会制度源于《周礼》，”其上院则如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并说：“《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之睹，非汉唐以下人所得见。”（注：宋育仁：《采风记》，《时务论》。）汤震说：“大抵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注：汤震：《危言·中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内容上的差异体现了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理论上差异。二者在理论上有两个显著不同点。其一，变法哲学不同。早期维新派的变法哲学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如何呢？久则生弊，又要经历一次穷、变、通、久的变化。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循环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没有根本的冲突。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社会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1895年春由严复首先提出。他说，天地山川、植物动物、人类社会无一不处于不停地变化过程中；一切生物都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或在竞争中发展，或不适应竞争而败亡灭绝；人类也是如此，各色人种凭民德、民智、民力高下定优劣，劣等民族最终会遭淘汰的命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德、民智、民力均不如欧美，如不急图改革，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其二，政治理论不同。早期维新派重视发展近代经济和近代教育，提出办报纸、建议会，使民有议政之权，对民自身的权利和参政权，除郑观应外几乎无人提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应享有自由权。还是严复，首先在1895年春指出：中西之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和种种观念的差别，说到底是“自由不自由异耳”，“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还说，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历代君主都是些强横的窃国大盗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
    康有为吸收和改造了严复的新思想，并借用孔子名义宣传新思想。他用三世说鼓吹进化论。说“古今进化”是“大道”，孔子作《春秋》，寄托了三世进化思想，“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依据时代先后，以鲁隐、桓、庄、闵、僖五世为“有传闻世”，文、成、宣、襄四世为“有闻世”，昭、定、哀三世为“有见世”。三世分别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2卷，《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71页。）在《孔子的改制考》中，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有些变化，他把尧、舜、文王请了出来，：“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还说由据乱而升平，再进太平，“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致精华。”（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3页。）文王所行的“君主之仁政”即君主立宪制，是康有为当前所追求的。梁启超用“三世六别”说诠释三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每世分别分为二世：一君之世含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分为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君民共主制度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肯定地说，君民共主制度一定要代君主制度，“既及其世，不能阏之。”（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阏者，阻塞之谓也。
    康有为还在孔子的大旗下鼓吹平等和民主思想。他说：“《谷梁传》述孔子之大义，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谓天之子也可，谓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故王者称为天子，不过取尊称云尔，实则凡人皆天之子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为不同于凡庶的天子，康有为却说“凡人皆天之子也。”并且是在上皇帝书中说的。又说，孔子“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孔子称民，盖预知民主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还说孔子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尧典》一字皆孔子作，……惟《尧典》特发民主义。一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若斯之类，皆非常异意托焉，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钜制，莫过于此”。（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8页。）在康有为笔下，孔子成了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奔走呼号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概括言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借前代贤哲大名推阐西学。不同的是，“托古改制”论以封建社会最大权威孔子作为旗帜，倡导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哲学思想，与维新变法运动相一致，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