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西学中源”说作为“托古改制”论的补充
    须要指出，康有为等在用“托古改制”方法鼓吹变法的同时，还经常使用“西学中源”说宣传西学。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注：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1册。）1897年他在《两粤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又再次这样说。梁启超更反复告诉人们：“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1卷。）谭嗣同、唐才常等也是这样，一面鼓吹“素王改制”，一面讲“西学中源”，唐才常尤喜讲“西学中源”，称得上“西学中源”说之集大成者。
    还要指出，康有为等一边攻击《周礼》等古文经学是“伪装”，如梁启超说：《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同上书。）一边又不断用古文经、主要是用《周礼》为维新变法服务。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称《周礼》是“经国家”（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第269页。）之书多次引用《周礼》作为举办新政的根据，以《周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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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考工”篇作为兴办近代矿冶、工业制造业的依据；据《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提议设立“警惰院”强迫无业游民学习技艺；又说：“《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惹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而民隐咸达，百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注：《康有为政论集》第124、127、129、158－159页。）还说“《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集思广益，还可以“结合民志”，上下一心，共纾国难。（注：《康有为政论集》第135页。）梁启超利用《周礼》呼吁建立议院，说，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古籍中对此多有记载，其中《周礼》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注：见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10册。）议院既然古已有之，又有如此之多好处，今日自当恢复。
    由以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康有为既用“托古改制”论宣传新学，又用“西学中源”说宣传新学。前者主要用于鼓吹进化论、民主论、变法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等；后者主要为办各种具体新政提供“理论”依据。二者并行不悖，而以前者为主。二，康有为既利用今文经学比附新学，也利用古文经学比附新学，讲“托古改制”时用今文经，讲“西学中源。”时常用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也是同时使用，并行不悖。
    康有为将“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并用，特别是把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用，与其扬今文经斥古文经似乎很不协调。其实并不难理解。关键是如何给康有为以恰当的定位。康有为写的学术著作之多，在改革家中极为罕见，然而他不是为经学而研究经学，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做学问家，而是做政治家、思想家。他讲经学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他的性格、作风也促成他这样做。“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71页。）“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他把维新变法作为目标，“托古改制”论也好，“西学中源”说也好，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好，苟有益于变法运动，皆可以一用。谭嗣同把《春秋》、《王制》等比作“新约之类”，这里的《春秋》是指《公羊春秋》，把《周礼》等比作“旧约之类。”（注：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第263页。）这一也可以说是康有为等对经今古文的态度。
    五、“托古改制”论的命运
    “西学中源”说问世后，社会反映比较平淡，没有引起什么尖锐的批评。“托古改制”论则不然，一经公开提开，便有如“地震”在各方面产生强烈反响。大批“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说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注：叶德辉：《叶吏部与古醉六书》，《翼教丛编》第6卷。）一时，康有为之“声气可席卷天下。”（注：叶瀚：《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0页。）不少原本对古文经学有相当造诣者，如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改宗今文经学，大讲“托古改制”；御史宋伯鲁、学政徐仁铸等一批官员也奉“托古改制”论为圭臬，积极参加变法运动。书商们看到康有为的有关“托古改制”著作销路甚佳，竞相“射利翻刻”。（注：见《湘省学约》，《翼教丛编》第5卷。）
    守旧派对康说流行深为恐惧，发起猛烈攻击。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道，看过康所著深感不安，“尤堪骇诧者，托词孔子改制，……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他认为康有为类同明之李贽、陈启新，“犹复胆大妄为，不安本分，性非安静”，云云。（注：文梯：《严参康有为折稿》，《翼教丛编》第2卷。）“托古改制”论在湖南最为流行。湖南守旧派的反对也最激烈。在籍的原吏部主事叶德辉是他们的领袖，他写了不少文章对康说加以挞伐，指责“托古改制”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注：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瑞、黄郁文两生书》，同上书第六卷。）又说：“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注：叶德辉：《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第6卷。）所谓“尊夷”是指导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又说：“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窗，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辨之少正卯也。”（注：叶德辉：《牢奠轩今语评》、《翼教丛编》第4卷。）又说康有为“假索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注：叶德辉：《长兴学纪驳义》同上书第4卷）把康有为比作少正卯、张角，欲置康有为于死地而后快。深受顽固派领袖、大学士徐桐欣赏的曾廉攻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又说，康有为“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已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他请光绪皇帝：“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恶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回家自安。否则恐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也。”（注：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2页。）戊戌政变前，敌视康有为的大有人在，但公开请杀康梁以安天下的却极少。守旧派对“托古改制”论绝对不能容忍。向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翁同龠张之洞等一批高级官员也积极参加围剿“托古改制”论。翁同龠曾向光绪推荐过康有为，看到《孔子改制考》后，改变了态度，对光绪说康有为“居心叵测。”（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记。）孙家鼐看了康有为所著书后，认为其中有的书“最为美善，”但对“托古改制”论著则明确于以反对，说，“孔子改制称王”绝非孔子所为，即使是后人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累王可作，……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注：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侯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1页。）张之洞指斥康有为发明孔子改制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又说“假如今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宗经》，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和顽固派一样，他也把康有为看作是扰乱社会人心的乱臣贼子。在高级官员中，湖南巡抚陈宝箴最具改革精神。在他的支持下，湖南改革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也批评“托古改制”论，“穿凿附会”，“伤理而豁道”，不利于“厘正学术，造就人才。”为使人们不致“误于岐途”他请光绪帝，“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注：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8页、359页。）语言虽温和一些，态度却很坚定。张之洞等洋务派和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都有变法的要求，双方曾经相互合作光办了不少新政，各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洋务派不同意我民权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而“托古改制”论正是为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大造舆论，因此，洋务派和康有为等反目成仇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就方法而言，二者没有质的差别，“西学中源”说力图证明西学之根在中国；“托古改制”论则把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圣人，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呐喊。“西学中源”说与洋务运动相适应，“托古改制”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维新运动比洋务运动更深刻。其主要目标是变更政治制度。“托古改制”论受欢迎的程度和受攻击的程度，绝非“西学中源”所能比拟。拥护者的政治热情之高掩盖了理性认识的不足，攻击者多政治上愤慨而少学理上评析。其在学理上批判止于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是真正的今文经学，对于西学和传统文化有无关系则不知所云，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西学都不甚了了。19世纪末精通西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中国人当首推严复，他批评“西学中源”论者：“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已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指出，这并不能真的给国人以荣耀，只能“诟弥甚耳”，增加耻辱。又批评把孔子说成“生知将圣”于学无所不知，“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蔀障。……故今人意中之孔子，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诗文选注》，第157、158、155页。）他反对借古人名义宣传新学，因为先秦诸子之前文明史仅有2千年，今人知识是5千年文明史的积淀，因此，今人的知识，“不特为祖宗所不得知，且为圣智所不及料。”严复对“西学中源”论和“托古改制”论的批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当时应者寥寥。进入20世纪，大批学生留洋，新思想新学问潮水般涌向中国。“托古改制”论“西学中源”说都失去存在的前提条件，很少再被人提及。“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并对其师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屡起而驳之”。（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文集》第34卷、第63页。）他的转变，标志“托古改制”论以及“西学中源”说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