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李”的为政理念与治绩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传统士人的人生价值目标。三李也不例外。三李之中，李钟峨为官时间最长，达20余年，历康雍乾三朝，且仕途顺利，官至太常寺少卿，为清朝的部院大臣。李蕃官县令九年，李钟璧为知县七年，时间都较短暂。但三李皆为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深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且身体力行，运用于政治实践，在为政理念上高度一致，并皆有政绩可述。
    李蕃，状貌魁伟，“负囊括一世之概，侃侃自将，每不屑俯仰因人”[3]，志向远大，具有刚直的个性。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冬，赴黄县知县之任。黄县“斗大一城，僻处海滨”，战乱之后，经济凋敝，面临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号称“四累”：一是“人鲜盖藏”，百姓穷困，而赋役之征，急如星火，不得已借高利贷以完赋，“徒饱市猾”；二是黄县为登莱通衢，自东至西，弥望膏田，然“濒海之地泻卤百余里，南山之下多石田不可耕”。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三是登州府下属八县，唯黄县盛产木材，民间每舍沃壤艺植，制作器具，贸迁他州，以为养生送死之资。而官府兴作，取办于黄，输木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四是黄县地狭人稠，“有田者不数家，家不数亩，养生者惟贸易为计。而妇女尤勤纺织”。然一遇荒年，粮食紧缺，民多逃亡他乡[6]。李蕃莅任，“勤谨居职”，大刀阔斧地整顿县政，保障民生。黄县旧有“里长见面陋规若干”的惯例，李蕃刚一上任即严令废止，不准收受里长财物；黄县产木，上官采办，岁以为常，夫役转运，任务繁重，黄民大困。李蕃上请以他县县民负责转运，以均苦乐。请求得到批准，罢除了黄县百姓木材转运的夫役；当时战事频仍，筹饷为急，“有加粮晋秩之例”，不少地方官员以此位至通显。有人好心奉劝李蕃如法炮制，升官晋爵，李蕃喟然而叹曰：“此当让巧者为之。我忍以一官累一邑耶！”不愿为了自己的官位提升，增加一邑百姓的负担[1]通江李锡征先生传；黄县地狭人稠，赋税不均，且丁税负担极为沉重，“有以一二亩而纳丁者，有以一二分而纳丁者。又有无立锥之地，而上丁者甚众，”甚至有“倡为每一丁作五亩地入派”。“尤有苦者，下中之丁，每人一丁纳银五钱，又加十亩杂费，是一丁而三两不止也。”百姓困苦已极，轻去其乡，不少村社人户逃亡过半，有的甚至超过十之六七。李蕃立即将“一丁五亩之弊革去”。康熙十一年四月，奉文编审人丁，客观公正，工作细致，“召百姓于庭，日审一二社。察其赤贫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换之。即有增益，亦不忍尽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中下之丁，不问顶替，尽行减去。……计原额一万八千二百一十六丁，今审编止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丁，止增七丁云”。力图使黄县百姓无浮丁浮地之累[1]卷一《编审均徭序》。岁值荒旱，流离载道，李蕃报请蠲赈，供给牛种，施粥赈济，全活甚众。但灾荒申报程序复杂，所花费用“浮于所蠲”，李蕃以此为忧。踰岁又旱，黄县民相聚，恳请李蕃报请赈济，蕃曰：“吾前力请，始得一行。所费所蠲，数不相偿，尔民共悉。今但仍去岁蠲数，吾为代输，何如？”民众欢呼稽首。李蕃治县恢恢乎游刃有余，行政效率极高，执法平恕，“敏于吏治，不假宾佐，案牍山积，弹指立办。曾于朝食时，判五十余事，各厌服而去”[1]通江李锡征先生传。任黄县县令九载，“苞苴屏绝，请托不行”，民赖以苏息，深受黄民爱戴。然性耿介，不喜阿谀奉承，康熙十八年(己未，1 679年)冬，黄县有一夫妇被杀，李蕃如实以“奸杀”上报登州府，登州府派来的副职李某接受重贿，私嘱李蕃“鬻狱”，遭严词拒绝。李某怒，自提犯人审讯，遂密改供词，定为“盗杀”，并以失律罪诬陷李蕃下狱。被逮时，县民号泣而送者万余人。下济南狱，黄民叩狱门，问起居者累累不绝。次年六月，逮至京师，关押宛平监狱，“黄民相随伺候者，日数十辈，泣绕园门外，且有贿入狱，为鼓扇至夜分者”。热审减罪，谪戍辽西，“黄民犹不惮数千里，赉粮糗衣服，以为馈饷”[1]雪鸿堂文集题辞。嘉绩美政具在口碑，深仁厚谊，沁人心脾，黄民与之患难不舍。此为施行仁政之效也。
    李钟璧“端洁自持”[7]，官广西平南县令7年。平南地僻民醇，钟璧“简洁居敬而行，庶务咸理，上下嘉赖之。辛卯，分校粤西乡闱，得吕锦文等四人，皆单寒之士；邑有贼渠某，数为患，前令莫如何者。至是，洗心为良民”，“盛德孚人若此。”[2]为政清廉，施行仁政。
    李钟峨高中进士前，做过贵州仁怀县教谕。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三甲进士后，仕途一路畅通无阻，历任翰林院检讨、福建学政、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讲等，官至太常寺少卿，还曾任三朝实录、方舆路程、国史、分韵近体唐诗、一统志诸馆纂修官。“黾勉敬职”，“累沐圣恩”，获得赐书、赐砚、赐貂、赐贡新茶等荣宠[5]。为官正直、爱民，多有建树。任翰林院检讨时，于雍正元年，建议分省考选庶吉士，后遂成为定制[4]。官福建学政，“大展所志，不畏强御，绝请托，拒苞苴”，厘剔诸弊。衡文取士，“无所瞻狥”，破除“贿嘱陋习”，一以经邦济世之才为取舍标准，明确表示“不卖秀才一名”。“以故所拔识者，皆一时知名士，而未获录取者，亦咸知奋励。”对肃清福建科场腐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钟峨于守正不阿之中，仍行恺悌之政。定例，“诸生老疾限年准给衣顶”，然“向有陋规，无力者即过浮，往往抱恨末路”。钟峨甫下车，即规定，“各庠中，有与例符者，悉为准给，俾暮年得以荣身。”对贫困士子，则捐俸予以资助。岁试时，“有柳生者，衣履不完，询其年五十余而未娶，即捐俸赠之，俾立室家。”有甘生者，家徒四壁，“亦捐俸以资膏火”。“至历试郡县，如此类者，难以枚举”。福建士子“感激泣下”，钟峨离任时，呼吁总督、巡抚疏请钟峨留任。但限于成例，“不得上闻”。福建士子“傍徨失所瞻依”。为表达对钟峨的景仰，醵金公建诺水书院，崇祀宋儒李延平，钟峨配享。旧例，学政巡视府州县学，州县供应夫马、蔬米，州县派之里民，借机讨好上司，里民疲惫已极，钟峨悉为禁革，不以一毫扰累百姓，州县官吏亦无从干渎。“其爱士兼以爱民如此”[4]。
    三李行政秉气正直，忘利害，即使于艰难困苦之中，亦浩然之气始终不渝。真正履行了“出仕以行道”的传统文化精神。虽李蕃、李钟璧在当时的官场生态中，以廉直抑于上官落职，不克大用，但其仁政爱民之心，当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