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事件，实属中琉间的刑事案件，原本与日本国无涉。但这一事件却成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变琉球为日本所属的借口。
    一、琉球漂民被杀事件与日本的反应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等人向北京奏报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八日琉球国漂流船民在台湾被杀一事：“据难夷岛袋供：同船上下六十九人，伊是船主，琉球国太平山岛人，伊等坐驾小海船一只，装载方物，往中山府交纳，事竣，于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由该处开行。是夜陡遇飓风，漂出大洋，船只倾覆，淹毙同伴三人。伊等六十六人凫水登山，十一月初七日，误入牡丹社生番乡内。初八日，生番将伊等身上衣物剥去，伊等惊避保力庄地方，生番探知，率众围住，上下被杀五十四人，只剩伊等十一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二十一日，将伊等送至凤山县衙门，转送台湾县安顿，均蒙给有衣食，由台护送来省，现在馆驿等供，由布政使潘蔚造册，详情具奏，声明：牡丹社生番，围杀球夷，应由台湾文武前往查办等情前来。 ”（注：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1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9-1080页。）京城邸报对此作了转载。
    京城刊载琉球漂民受害事件后，时在北京的日本外务少丞柳原前光（因欲修改始订不久的中日修好条规而来），立即将之报告本国外务省。稍后，出使琉球的鹿儿岛县吏奈良幸五郎、伊地知贞馨（壮之丞）也把此事报告县厅。1872年8月31日县参事大山纲良率先作出反应， 请求“出师问罪”（注：〔日〕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 卷外交编，日本风间书房1962年版，第9-10页。），“但朝议未臻成熟， 议论纷纭，以为确定生番是否属于清国版图，实为先决问题，所以没有允准”（注：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中译本，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页。）。但是，1873年3月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时，天皇则特别授意：“朕闻台湾岛生番，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尔种臣全权，尔种臣当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注：《对华回忆录》，第24页。）。同日日本天皇又下达敕语，宣布“委任要旨”：
    “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所属之地，接受这一谈判，并采取处置，则应责其为遭到残杀者采取充分伸冤处置。但上述处置应给犯人以相当处置，对遭到残死者的遗族，应付予若干扶助金，且应予以管束，坚决保证尔后不再发生此类暴逆事件。
    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
    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注：《对华回忆录》，第24-25页。）
    1873年4月20日，副岛种臣抵达天津， 随行人员有美籍顾问李仙得、外务少丞平井希昌、郑永宁，以及《龙骧》、《筑波》舰水兵600 余人。按照郑永宁的说法是：“我国派遣大使，驾本国军舰出海，以今为始，本国军舰航行海外，也以今为始。更何况，各国众人所闻者，大使已奉伐番之旨，将有事于台湾”（注：《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日本评论新社1956年版，第66页。）。而副岛本人则在航海途中作诗：“风声鼓涛涛声奔，火轮一帮舰旗翻。圣言切至在臣耳，保护海南新建藩”（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66页。）。可见，副岛种臣率领军兵来华，名为换约而实为军事演习，且与大山请兵征伐台湾以及占有琉球的企图同出一辙。
    6月8日，副岛在京会见英国驻华公使时言称：“清国未向生番之地派过官吏，地图上也未点载生番地名，前年美国人与生番交战，也未曾告诸清国，清国不知生番与美国人缔结条约之事，清国何能谓之为属地耶？”（注：《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69页。）公然否定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并极力制造舆论，使正在筹划的侵台行径合法化。6月21日，柳原前光、郑永宁又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会晤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以贯彻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现以日方记载为主，对比说明如下：
    据郑永宁后来记载，柳原等人言称：“台湾之地，昔被我国及荷兰人占据，继而被郑成功占据，今归贵朝版图，而贵国仅治半边，其东部土番之地，全未施及政权，番人自张独立之势。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泊彼地，被掠夺杀害。故而，我政府将出使而问其罪，惟是番域与贵国府治，犬牙接壤。我大臣以为，尚未告诸贵国而兴此役，万一稍有波及贵国所辖，无端受到猜疑，将由此而伤两国之和。是有忧虑，故而预先说明”（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0页。）。 总署大臣言称：“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未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不过，琉球国乃是我之藩属，琉民从生番逃出者，当时悉由我国官吏救恤，并送还本国”。而柳原等人则称：“我朝抚慰琉球尤久，中叶以后，附庸萨摩。何况，现今大政日新，一民莫非其臣，是以务当抚恤。见一野番害我王臣，不得不以我君保民之权，专伸其冤。而谓琉人为我国人，又有何妨？且问，贵国既云官吏救恤琉民，不知将如何处置实行暴杀之生番？”（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0页。）
    据中方记载，毛、董等人对称：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之权固在于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施，事与贵国无关，何需烦为过问（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大公报社1932 年版，第59页。）。但在郑永宁的记述中，却只有毛、董曰：“此岛之番民，有生熟两种。从前服我王化者为熟番，设府县而治之，其不服者为生番，置之化外，未甚治理”（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 卷外交编，第40-41页。）。此外，中文记载，当时毛、董二人还曾答以“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 卷，第59页。）。
    据日方记载，柳原等人又称：“贵朝之初，彼番数次掠杀他国漂流之民，但贵国未曾处置，番人益加横暴，故而今若被他国征伐，则岂只番地，当是府县或也不为贵国所有。今后若因杀人之故，而由外国占据此岛，有如安南、广东及黑龙江和我国之北虾夷，则将在我国南海之中滋一祸患，以致危及诸岛。故而，我政府谋划前往征讨之。然我大臣为保重两国友谊，姑且压制众人诤言，就此奉使之便，明告贵国政府，以避免猜疑。尔后治理化外之地，全与贵国无涉，当无侵越之忧。此事我政府本来不欲相告，唯我大臣肩负外务重任，若因惩办此一小丑，而失邻国之和，何以对天下焉。而且，我国胆略勇敢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者，皆为之切齿，愤懑添胸。策动政府问罪，若不消散此气，势必激乱而不能防，越境为寇而不待日。是亦两国无端伤和之源，万一至斯，则我皇帝今日遣我大臣，前来聘问贵国皇帝，并换约缔好，终有何用？是我大臣出以公心，一团好意也。敬乞谅察”（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1页。）。
    后来，总署恭亲王在奏折中言称，副岛在京之时，“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何兴兵，未据来文知照”。柳原本人后来在对总署的照会中，也仅是言称曾对总署大臣说过“派差查办”（见下文）。由此可见，郑永宁所谓柳原业已告诸中国，日本政府将要出兵台湾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就当时日本政府的决策而言，尽管柳原前光或郑永宁等人可以知晓，似也不会（也未授权）事先告之于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总署大臣可谓言出语实，承认台湾土著有所谓生熟之别，且谓如同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并表明了琉球、台湾皆为“属土”之意。而柳原则称台湾生番非为中国所属，且谓琉民即是日本臣民。此外，柳原还曾谈到：“贵大臣虽将琉球称作属国，而我只是将之视为我国属地，现今不是对贵国理论两属之归着也”（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28页。）。显而易见，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否定台湾番地为中国所属，回避日军侵台问题，而且不顾当时的中琉关系，公然言称琉球为日本属地。中国总署大臣虽然提出了琉球乃是属国问题，但柳原前光拒绝理论，以致后来中日关于日军入侵台湾的交涉中，日方仍是只谈台湾生番，避而不谈琉球的归属问题。
    可见，副岛此次来华换约以及参加中国皇帝亲政大典，实乃心怀叵测。对此，郑永宁也完全承认：“副岛大使之适清，换约为名，谒帝也为名也。惟因筹划征伐生番而有此行”（注：《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