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清易代，作为一种朝代更替，确乎上演了“天崩地陷”的一幕。在此惊人一幕的背后，其最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迁，当为秩序变动。而秩序变动的结局，则是引发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诸多转向。毫无疑问，这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地域社会”及其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变动的多样性；二是“社会流动”及其影响。
    如此惊心动魄的秩序变动，显然构成了明清之际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诸如明朝旧的统治机制的腐败，商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社会流动的加剧，甚或传统土地关系的松解等等，均为其因。随之而来者，则是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在清初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有两大问题很难回避：一是清朝建立之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短暂采取民族高压政策，诸如“薙发易服”、“文字狱”之类，即为明证。二是动荡的明末清初社会，其社会治乱的动因，除了上述之外，究竟尚有何种枢机？
    毫无疑问，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大抵可以回答上面两大问题。陈力所撰之文，以旗民婚姻政策为例，对清代的民族政策作了重新的梳理，除了弥补学术界过分侧重于满蒙联姻的缺憾之外，更可借助婚姻关系的实证考察，推究婚姻制度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内在张力，令人耳目一新。刘志刚所撰之文，以明清之际为切入点，将生态环境与明清之际的社会治乱结合在一起而加以重新审视，提出明清之际的社会治乱孕育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之中，无疑亦是独出机杼的新说。
    陈、刘所撰两文，足以证明明清社会处于一个巨大的变迁时期。其变迁的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证实。至于社会变迁的原因，更是需要转换研究的视闽，作更为全新的探讨。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系列中的最后一环，最成功的莫过于其对边疆的治理和灵活的民族政策。婚姻政策既可以看成是治理边疆的政策，也可以视为民族政策。频繁而长时段的联姻使得满蒙联盟固若金汤。因为满蒙联姻资料丰富，而且形成制度，故而，关于满蒙联姻的专著与文章汗牛充栋。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关于旗民、满汉之间婚姻的研究成果却是非常有限。
    一些现代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在清朝旗民之间是不通婚的。黄仁宇认为：入关后，“满汉通婚被禁止”[1]。刘小萌认为：“清代社会婚姻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旗民不通婚。”[2]杜家骥认为：“满族统治者的满汉不通婚政策，确切地说，应称旗（人）、汉（人）不通婚政策。”[3]512郭松义解释道：“由于旗人的主体是满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所以旗民不通婚，有时也叫满汉不通婚。”[4]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旗人享有诸多特权，但是他们不得经商、从事体力职业或与汉人通婚[5]。清朝皇帝禁止旗民通婚，是想用保持纯种的办法来图久存，维持两族的习俗差异[6]。魏特夫认为：在清代，阻碍满汉之间彻底隔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全面禁止满汉通婚，这条法令直到1904年方才废除”[7]。欧立德也认为：在清朝旗人与汉人的通婚，直到清末也还被看做是很特殊的事例[8]。路康乐认为：清代满人与汉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被隔离开来，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满人不能与汉人通婚。尽管这些禁令，并没有写入大清法律文书之中，但是清朝历代统治者，均将之视为国策加以推行[9]。
    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定宜庄认为：“（顺治朝）允许满汉通婚这一诏令，曾使满族统治者陷入怎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坚持实施这一措施，显然行不通而且又不能强迫，收回成命或者再颁诏禁止，又非常荒唐而且难以自圆，加以解释也不可能有多少人相信。这时唯一的办法，便只有缄口不言了，清廷就正是这样做的。从顺治朝起到康熙朝中期，清廷在公开场合对于此事始终保持沉默。”[10]330-331张杰甚至认为：“清政府从没有颁布禁止满、汉人民通婚的法令……然而，‘旗民不婚’，是满族上层婚姻习俗上的不成文法。”[11]
    关于旗、民之间婚姻状况与政策，除了清朝官书之外，可以通过其他一些路径窥探。例如雍正朝的一些奏折记载道：旗人“不许与汉人联姻，只许四旗互相嫁娶”[12]。清朝时人在笔记中谈到：“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13]《永宪录》中也记载：“按国制，皇后诸妃凡满洲之正室，皆不与汉人联姻。”[14]179
    还有一些民间俗语作为历史记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片断和真实。如“状元不满中，汉女不入宫。”“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一些旗人的后代也回忆说：旗人取民女为妻，不能上档，不能领红赏和钱粮[15]28。
    在清朝，旗民之间的婚姻到底呈现出什么状态？旗民之间，到底是能通婚，还是不能通婚？或是什么时候能通婚，什么时候不能？这些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