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纵观清朝的旗民婚姻政策，其实施与效力，不仅因时而异，而且因地、因对象而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边疆地区的旗民通婚
    在清朝，满洲统治者很少将中原的因素推行到非中原地区，而是灵活地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手段治理边疆地区，而旗民之间的婚姻政策也体现了这一边疆政策的精髓。
    康熙四年，清廷定例：“宁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听。”[29]卷16，康熙四年八月庚申康熙帝曾说：“黑龙江，系罪人发配之所。”[29]卷204，康熙四十年五月癸巳由此可见，发遣到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数量是很庞大的，自然嫁给旗人的汉人女子人数也不少。乾隆十二年，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称，吉林乌拉原来仅有旗人，而后民人陆续移入，与八旗满洲杂居，长期相处，相互融合，许多旗人与民人成为好友。但是，很多满洲人却非常贫困，“吉林乌拉满兵三千余户，穷苦者一千一百八十五户，甚穷苦者六百七十八户。盖因兵丁每月食饷二两，又无米石，值屡次出征，每年两次打围，需费甚多。又扣豫借生息银两，放饷时，除抵扣外，所余无几”[35]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辛卯。他们无力娶妻，因贪图民人富裕，多与民女结婚。到了嘉庆年间，边疆地区旗民通婚的现象更为普遍，“满洲、汉军，皆与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达呼尔、巴尔呼自相婚姻，或与蒙古通。营站官屯，则满洲、汉军娶其女者有之”[47]。
    旗人为了达到娶民女的目的，采取让民女冒名顶替旗人女子的办法。这正如一些贫苦旗人所言：“旗民不通婚的实质是：旗人大户嫌汉人小户姑娘不懂规矩和礼节。但一般穷人就不讲究这些了。”这种风气由关外延及关内，有些民人将女儿嫁给旗人，也是出于经济目的。有的民人家贫，为了以后能将女儿嫁入旗人之家，自小就不给女孩子们缠足[15]40。这种现象也被朝鲜人记录下来，“满人之家，汉女甚多”[48]。杜家骥研究东北他塔喇氏家族时发现：此家族婚姻有二百一十例，而与汉姓通婚之例占三分之一，其余的又有不少是与具有民籍的汉人通婚。“以上考察，也可看出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东北散居驻防地，存在着满洲旗人与汉人通婚乃至满汉混血、融合现象，而且不是个别现象。”[3]537
    （二）旗人之女与民人通婚
    《清稗类钞》中记载：“满洲、蒙古之男女类皆自相配偶，间或娶汉族之女为妇，若以女嫁汉族者，则绝无仅有。”[26]婚姻类·满蒙汉通婚乾隆七年，议定：凡由内地去黑龙江地区的民人，如果“娶旗女、家人女”等，一律“并禁”[35]卷162，乾隆七年三月庚午。乾隆四十九年，民人王世新娶新满洲赫哲人雅郎伊为妻，并与雅郎伊生下一女。地方官发现后上报清廷，建议将王世新发配到烟瘴边疆地区，枷号两个月，杖责发落。并要求将其妻雅郎伊和三岁的女儿，赏给劳绩之旗人为奴。乾隆帝得知大为光火：王世新之行为太可恶，地方官“所办殊轻，且未周到”。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旗女嫁给民人，高宗下令将王世新严惩。让王世新在吉林乌拉地区枷号一年之后，再发烟瘴之地。此案亦牵连到雅郎伊之父，乾隆帝认为：“赫哲西贝钩，任意将伊女雅郎伊，给与偷薓人犯王世新为妻，不得谓为无罪”。下令将西贝钩交给地方官，“另行议罪”[35]卷1217，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丙午。因为当时法律规定，不准旗人之女下嫁给民人。
    嘉庆十六年，清廷又议定：“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倘有许字民人者，照例议罪，仍准其完配，将该旗女开除户册”[49]。尽管禁令煌煌，但是“乾隆以后，满汉通婚的禁例进一步打破”[15]28。道光朝之后，再次规定：“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倘有许字民人者，查系未经挑选之女，将主婚之旗人照违制律治罪，系已经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将主婚之旗人照违令例治罪。聘娶之民人亦将主婚者一例科断，仍准其完配，将该旗女开除户册。若民人之女嫁与旗人为妻者，该佐领、族长详查呈报，一体给与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情弊，查出从重治罪。至旗人娶长随家奴之女为妻者严行禁止”[50]。由此可见，清朝禁止旗民通婚的实质是禁止旗人之女嫁给民人。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大量的旗人之女嫁给了民人。
    （三）八旗汉军与民人的通婚
    八旗汉军是八旗系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其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统称为旗人，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具有与民人不一样的地位，以至于在清末出现“不问民族，但问旗民”之说[15]71。但是在旗民通婚政策上，清廷对八旗汉军采用了不同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的政策，承认汉军与汉人通婚。
    雍正朝，清廷对汉军旗人与民人的通婚政策曾摇摆不定。雍正五年福州将军蔡良奏：“驻防兵丁均系旗人，竟有与汉人做亲者……查得此地四旗原额马步、兵丁、铁匠、炮手，共二千零四十二名，又新设抬杠木兵八十名，共二千一百二十二名，连家口男妇幼小共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八名口内，另户壮丁一千二百八十五名，户下壮丁五百一十二名。细查此一万二千六百余名之内，兵壮娶民人之女以及营兵之女为妻者，共二百一十四名，将女聘与营兵为妻者二名，余皆四旗互相嫁娶。”在福州，旗民之间出现互为婚嫁的情况，而且人数颇多，所以蔡良向雍正帝保证：“奴才现在严行查禁，此后总不许与汉人联姻，只许四旗互相嫁娶，仍令各旗将有子而未定妻室者，有女而未许聘与人者，俟将来一有聘定，在未行嫁娶之前，俱先行报明，查过人册，奴才仍不时查察”。然而雍正帝对于此奏议，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只是象征性地硃批道：“但既往者，原难追究，将来者当加严禁”[12]。
    雍正帝对汉军与民人通婚的态度含糊，只言对以前的既往不咎，“将来者当加严禁”。但是，如何“严禁”，对违例者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其后严禁汉军与民人通婚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值得怀疑。这也导致汉军与民人通婚之事，屡有发生。不仅有汉军娶民人为妻，还有汉军之女下嫁民人。
    雍正十三年，福州将军准泰上奏：“更闻得别省汉军驻防地方，多有将女儿许配民人者，总以定例未载，相沿成习。伏思汉军之与满洲、蒙古均属旗人，所有定例相应划一而遵行。奴才请嗣后，汉军旗人之女，悉照满洲、蒙古之例，不许卖与汉人，亦不许私与汉人结姻”。准泰对禁止旗民通婚的态度是强硬的，然而，雍正帝对准泰的殊批为：“向来既未定例禁约，此非目前要务，姑且缓之”[51]。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对汉军与民人通婚，是采取默认的态度，连以前“严禁”之词都没有了。
    在汉军与民人通婚问题上，乾隆帝不像其父，闪烁其词，而是有了明确态度的。乾隆三十年，奉天锦州副都统常在曾上奏：“蒙古、锡伯、巴尔虎、汉军包衣佐领下之女，照满洲例，禁止与汉人结亲。”乾隆帝回复道：“汉军每与汉人结亲，历年已久，毋庸禁止。”[35]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辛卯这已经表明，清廷认为汉军与民人通婚已经具备合法性了。
    清朝的皇帝们，对旗民实际通婚状态洞若观火。雍正帝就说道：“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52]许多旗人由于长期与民人杂处，几乎与民人无异。“旗人在外所生子孙，居住沿河地方者甚多，伊等在外既久，生长之子孙，语言举止竟于土著之民无异，且有与本地民人结为婚姻者。”[53]乾隆朝，在各处的驻防地，“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作用”[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