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对清朝旗民通婚实际状况的考察，我们很容易赞同一个结论：“在清朝时候，对汉、满通婚也不是绝对限制的”[55]。
    首先，从通婚时间的角度来看。从后金时代到清末，近三百年的时间中，旗人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央到地方，从京畿到驻防，均存在大量旗民通婚的情况。另一方面，从努尔哈赤时代到顺治朝，以及清末光绪朝，这一段时间占据清朝历史长河中不短的一段，清廷对旗民通婚是采取支持与鼓励的态度。故而，大而化之地讲，在清朝“旗民不通婚”是有问题的。
    其次，从通婚空间的角度上来看。清廷对全国的统治政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采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办法，具有灵活性与多样性。在东北地区，清廷允许流人之女嫁给旗人。另一方面，清廷对贫困旗人娶汉人之女，也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因为有了地域上的缺口，这使旗民通婚的禁令，就有懈可击。
    再次，从通婚层次性上来看。尽管清廷屡次禁止旗民通婚，但对于旗人上层，特别是皇帝，是不受限制的。正因为政策的制定者违背政策，导致了上行下效，而且清廷对违制之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很多旗人有恃无恐。有时统治者也重典惩罚违制者，但大多数时候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这使政策的执行效果就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旗民不婚的法条形同虚设，其执行的实际效力也是相当有限。
    最后，从通婚对象的角度上来看。尽管清廷在一段时期禁止旗民通婚，但是社会上形成一种怪现象：“满洲、蒙古之男女类皆自相配偶……其于汉军，则亦有婚媾，不外视之也”[26]婚姻类·满蒙汉通婚。八旗汉军可以与八旗满洲、蒙古自由通婚，而民人又可以与八旗汉军嫁娶。故而，八旗汉军成为民人与八旗满洲、蒙古通婚的中介与桥梁，使民人与八旗满洲人、八旗蒙古人间接地实现了通婚，这也削弱了旗民不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清朝的旗人与民人主要是基于政治地位划分的，但是在长达近三百年的实际通婚状态之下，旗与民实质上仅为一种行政隶属的符号。旗民通婚，导致旗民之间血统的通融和民族的融合。即使是在旗人的“龙兴之地”--奉天，“满汉通婚，畛域早泯，加以交通便利，华夷杂处，合省民风，日臻同化”[56]。这极大地推动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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