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筵制度与直讲体语料
    “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在御前特设的讲席，其目的是研读经史。元代经筵制度正式开设于泰定元年(1324年)，进讲的内容包括经书、史书、圣训、文学和时人著作。进讲语言为汉语和蒙古语两种，通常先由汉族文人写成讲稿，再译成蒙古语。为使进讲顺利，这种汉语必定是相对浅近的，带有当时口语的特点。这种浅近口语的基础便是当时的“汉儿言语”，如许衡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和《大学要略》，郑镇孙的《直说通略》，吴澄的《经筵讲义》以及畏兀儿族学者贯云石的《孝经直解》等。吴澄进讲《通鉴·汉纪》，其中有一段白话议论：
    当时做官的、做百姓的，心里很快活有。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里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13](P22)
    在这段文字中即有多处体现着汉语受到的蒙古语影响，如用于对译蒙古语动词后附加成分的“有”、“来”，带长定语的“的”字结构，以及句末连用的语气助词“也者”等。可见，吴澄在阐发这段议论时，一方面考虑了译者的汉语水平，选择了带有当时口语特点的汉语变体来书写汉文讲稿；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汉语，这是对统治者所使用的汉语有意靠近。像这样的带有“汉儿言语”特点的直讲体文献是研究当时乃至整个古代经筵制度以及元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三)少数民族文人汉语创作中的异族语言成分
    元代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随着汉语使用者数量的增加和文化碰撞、融合程度的加深，汉语文本的创作者、使用者数量也相应增加，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文人。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刺(蒙古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等人的诗词和散曲，杨景贤(蒙古人)和李直夫(蒙古人)等人的杂剧创作；廼贤(突厥人)、余阙(色目人)、丁鹤年(回族人)等人的诗歌创作，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2]。他们的作品，既有对汉地风土人情的描摹感悟，也满怀对故土的思恋与歌赞。汉语成为他们自我表达的新工具，同时，他们的创作也为汉语文学注入了新鲜的力量，提供了新鲜的写作素材和可供借鉴的表达模式。
    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文人都是精通汉语的专家级双语人，不过，在他们的创作中，偶尔也会夹杂一些有别于“纯汉语”的语言现象，具有少数民族语言或“汉儿言语”的特点，是语言接触和语言间相互借用的生动而时尚的体现。例如，在元散曲、杂剧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蒙古、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和现象是“纯汉语”中所没有的，无法在汉语内部找到相应的表达，在语言接触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它们也逐渐融入“汉儿言语”，有些被广泛接受的词汇就成为“汉儿言语”的基本词汇。例如来自蒙古语的“衚衕(胡同)”、“站”等，来自女真语的“阿里喜”、“撒八”等[14](P45-51)。这些外来词既为我们带来了异族文化，也因为民族融合而最终成为汉语、汉文化的一部分，外来词的使用是元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语言在社会语群中的地位并不仅仅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文化软实力发挥着巨大作用。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只能满足异族的猎奇心理。而是否要长期接受、甚至学习、吸纳其中的元素，则离不开这种语言所承载、记录的文化价值，以及使用该语言所能带来的现实利益。在元代复杂的语言生态环境中，汉人人口数量的绝对性优势，再加上汉语言文化的深邃和丰富对语群中其他语言的使用者的吸引力，使得“汉儿言语”在北方地区处于“中心”地位，成为诸多语言集团的第二语言。从语言的经济学角度，在Abram de Swaan提出的“语言交际潜能--Q值”理论的启发下，我们计算了“汉儿言语”在当时的交际价值。结果显示，“汉儿言语”在当时的确具有极高的交际潜能，使它得以成为北方各民族之间进行跨语言、文化交际的重要工具。经过对“汉儿言语”的交际价值、文化价值两方面的探讨，我们对“汉儿言语”乃至元代汉语有了更为全面、理性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元代汉语及汉文化的了解。
    到了明代，随着语群中母语非汉语者汉化程度和汉语水平的提高，以及蒙古语母语者特权地位的丧失，“汉儿言语”的地位又重新被正统汉语取代。元亡之后，随着人口的迁移，原先以“汉儿言语”为第二语言的少数民族改习“南人”的语言，逐渐习得了更为纯正的汉语，使得“纯汉语”的地位有所上升，最终高过了“汉儿言语”，“纯汉语”的地位复归。在元朝灭亡一百余年之后，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发现了北方汉语的这种变化，于是向皇帝启奏：
    “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李朝实録》)[5](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