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谭嗣同的全部著述中，《上欧阳中鹄书》、《报贝元徵》、《仁学》，当是他的理论代表作。他的中西文化观念，维新变法思想，及其学理依据，基本上集中在这三部著述中。但是，前两部阐发的主要是王夫之的道器论。后一部阐发的主要是中西结合的“以太-仁”说。
    “冲决罗网”--冲决一切封建罗网，（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0页。）谭嗣同无疑渴望理论突破，渴望哲学创新，为维新变法提供比张载的气一元论和王夫之的道器论更新更贴近时代的哲学依据。但是，他对于新学的来源--西学的了解太贫乏了。“以太”这一刚从西方传来的极不成熟的物理学概念为他所神奇和选择，便是这种渴望与贫乏的结果。同时，他并不全盘否定传统，并力图继承、阐发、吻合传统人文境界中的合理精神。于是，便又有了他对“仁”的利用与改造，并将其与“以太”配合，组成一对中西结合的哲学范畴，自成一新的理论学说。
    从本质上来说，谭嗣同的“以太--仁”说是其“器-道”观点的继续与发展。“以太”与“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紧密之联系，谭嗣同亦以“体-用”而冠之，并认为，对于以太与仁，首先必须辨别体与用的关系：
    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7页。）
    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5页。）
    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中，“以太”是假设的传布光热电磁的媒介。谭嗣同大胆发挥，按照“器，体也”的思维方式，使之成为宇宙万物（大至无体，小至微生物）的物质本原和始基，成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发展及其规律产生、存在的根本依据。（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3-295页。）另一方面，“仁”这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学范畴，也被赋予普遍的哲学意义。但是，它是与“道，用也”相联系的。同“道”一样，它是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及其规律的范畴。作为宇宙普遍规律，谭嗣同强调“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同“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作为仁之体，以太是仁的“所以通之具”，仁的作用只有依赖以太才能体现出来。（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1页。）
    “以太--仁”说同样是其“西体中用”文化观及维新变法思想的基本学理依据。从理论形式看，援自西方的“以太”为体，取自中学的“仁”为用，本身就是典型的西体中用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建构。这不是偶然。《仁学》是谭嗣同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了他的全部学术思想和社会理想，其西体中用的文化观和维新变法思想不仅已经形成，而且贯彻于《仁学》的始终。
    从理论内容来说，相对而言，谭嗣同的道器论，抑或说《上欧阳中鹄书》和《报贝元徵》，主要讨论的是“器，体也”的问题，制度文化问题；通过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考试诸制度的“自反”，以及中西制度之比较，着重论证了“尽变西法”，即西学为体。“以太--仁”说，即《仁学》，则不仅继续阐发了“器，体也”的问题，制度文化问题，而且进一步深入讨论了“道，用也”的问题，思想文化问题。这是《仁学》最富理论特色之处，也是《仁学》最具批判性之处。前述《周易》关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至远。自此始，仁义之道，人伦之道，汉代以降演绎为纲常之道，历来被认作人之道，即社会规律的最基本的内容，并成为道本器末，重道轻器，重义轻利的终极依据。现代学术所谓“中国古代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当是溯源于此。谭嗣同则不然。他认为，仁为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相对于以太，以太为体，仁为用；相对于人伦之道，仁为体，人伦为用。他说：
    天地间亦仁而已矣。
    知不知之辨，于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无智之可言也。
    勇不勇之辨，于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无勇之可言也。
    义之为宜，出于固然，无可言也。
    信之为诚，亦出于固然，无可言也。
    至于礼，抑末矣，其辨皆于仁与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7-299页。）
    第就世俗已立之名，藉以显仁之用，使众晓耳，夫岂更有与仁并者哉！（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7-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