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时代，在这短短的五十二年中，有“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有短暂但却“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太康盛世”；更是有围绕抢夺中央统治权而展开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的疯狂厮杀，使十室九空，人肉相食。外戚政治如日中天，士族统治逐渐完善，庶族寒人进路日窄，世如探汤，士人们无论是为了全身保家，还是争名逐利，无论是为了追求金石流誉，还是留恋即时杯酒，都体现出了一种特殊时代的浮竞风气。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强烈影响之下，著名的“二十四”友集团得以应运而生。
    所谓“二十四友”集团，就是一个以权臣贾谧为中心，以几个贵戚为首，以一些具有文才声望的中层士族为主体，通过交游唱和等形式来实现个人政治利益的文人集团。对于“二十四”友集团，目前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①。但检索已有之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所涉“二十四”友集团的重要问题之一、即他们的交游方式问题却缺乏系统研究，更有学者甚至认为“二十四友”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共同的创作活动”②。其实，“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自有其特点。较之于中古其他典型的文人集团，如建安邺下文人集团、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人、萧齐“竟陵八友”以及梁朝以(萧衍)萧统、萧纲为首的两个文人集团来说，西晋“二十四友”交游方式呈现强烈的政治趋向性、以宴饮唱和为主以及联系比较松散等特点。因此，本文将重点针对这个问题，查点史实，梳理脉络，对“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因素等问题略作讨论。具体而言，“二十四”集团的交游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金谷宴游”、日常的赠答唱和以及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
    一、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
    西晋元康六年(296)，石崇从太仆卿转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出镇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北境古邳镇)，友人们前往石崇的别业为他送行。据《晋书·刘琨传》的记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内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这说明金谷园中经常进行文人的集会。对于这次“金谷宴游”的盛况，《全晋文》中所载的石崇《金谷诗序》和潘岳《金谷集作诗》有较为详细地描述：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草药之属。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在序文和诗中，石崇和潘岳都描述了金谷园的景况，但是其角度却不尽相同，潘岳对于沿路和园中景色的描写显然是关注于山水园林果木的物质丰富和美感，而石崇的描述则不只限于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草药这些植物，他用一种相当夸耀的口吻，详细地从田地、鸡羊一直到鱼池、水窟列了一个丰富的物质清单，其移步换景的刻画方式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带有赋的许多铺陈描写的特点。在这里富饶之美显然压倒了自然之韵，这种关注角度与建安文人的南皮之游和东晋文人的兰亭之会对于山色水韵的关注与感慨不尽相同，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对于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的追求，正如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所说：“士当身名俱泰，何至饔牖哉！”③名利双重，正是西晋士人的特点；其次序文和诗中又各自说明了此次宴游的目的是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通过序文和诗中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出这次游宴的整个过程：这支送行的队伍，早晨从都城浩浩荡荡地出发，一路上看到溪回路转，草木茂盛，碧波层浪，青柳依依，傍晚到达金谷园，游宴渐近高潮。众人在园内登高临下，列坐水滨，琴瑟鼓萧等乐器载于车中，边行边奏，不绝于耳。当他们停下来就开始饮宴，传杯递盏，高呼畅饮，但是离别哀愁与生命短暂的感慨却一直萦绕脑海。酒酣耳热之际，文人们开始用他们最擅长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于友情与生命的珍视，然后把这些作品录为一集。在这个过程中，山水、音乐、诗歌、美酒，“金谷宴游”几乎囊括了文人集会的所有娱乐和艺术形式，除了参加人物的大部分失名以外，这次宴游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印象了。
    对于“金谷宴游”的参与人物，兴膳宏④、徐公持⑤、陆侃如⑥、张金耀⑦都有过探讨，其中，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认为：
    参加雅集“凡三十人”，虽当时“具列姓名”，今已不得其详。除石崇本人及王诩、苏绍外，潘岳今存《金谷诗集》，杜育亦存《金谷诗残句》，可知潘杜二人亦预其事。此五人可以确认参与雅集活动。不过元康六年(296)前后，正是贾后、贾谧势盛，石崇、潘岳等“二十四友”活动高潮期，所以“二十四友”中的大部分人，应是此次雅集的成员(潘、杜皆列名之内)。自“遂各赋诗”事，亦可推断在场者多数是文士。所以不妨说，金谷雅集主要是一次文学活动，它是西晋一代文学繁盛的象征。而石崇在此起着核心作用。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