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纵观以上三种交游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围绕在外戚权贵周围；二是以宴饮唱和为主；三是联系比较松散。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则是与当时的政治和士风紧密相关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西晋“以孝治天下”与“忠君”观念的淡薄。在《晋书·礼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帝坚持为父母深衣素冠服丧三年的事，当时晋承汉魏之制，从汉文帝创三十六日丧制后，三年丧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要求了，而且“及宣帝、景帝之崩，并从权制。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但是此时武帝为了大力提倡孝道，便坚持要服丧三年，并且和群臣往复辩论，并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司马氏本来是后汉学门，说是诸生家并非虚妄，而三年之丧为儒家孝道实践的基本主张之一，因此武帝于此坚持，正是为了带头恢复儒家礼制风尚，达到以“孝”治国的目的，而对于“忠”，西晋统治者却较少提及。对此，唐长孺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
    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15)
    由此可见，西晋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其禅代开国，为避免言“忠”而尴尬；二是中国传统中极强的“亲情观念”汉末战乱中的再次上扬，因此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基础性；三是家族集体避难或世家大姓的荣誉感所形成的“家族意识”随着士族的形成而膨胀起来，从而推动了这种以孝治国政策的形成。这种“以孝治天下”和“忠君”观念的淡薄使得当时士人不再以忠君为立身从政之本，而是唯权贵是重，“二十四友”依附权戚贾谧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其次是西晋士族制度与中朝玄风的兴盛。在武帝统治时代结束以后，西晋进入了中朝时期。所谓中朝一般指惠帝时代至西晋灭亡的二十七年。这个时期一改武帝时代对于儒教的尊崇，而以“贵玄”、“尚虚谈”著称，这个时代的风气就被称为中朝玄风。促成这种士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士族制度在西晋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儒家士人品格在现实的特权制度下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和实行的土壤，于是正始以来的玄学人格受到了关注，但是作为现成的榜样，正始玄学的老玄思想乃是“君人南面之术”，显然不适应西晋士族对于权势和名望的要求，而竹林玄学的庄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更是与这种权势与享乐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儒玄(16)思想应运而生了。通过不同版本的《庄子》注，向秀的“任性”、“当份”和郭象的“独化”、“玄冥”等理论为土人趋势求名的人生追求提供了合理性。因此，无论是潘岳“望尘而拜”还是石崇“盛致声色，穷珍极丽”都是被时代风气所包容的，特别是石崇“身与名俱泰”的名言，更是精炼出了“二十四友”文人的人生追求，因此，“二十四友”的交游方式以宴饮唱和为主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第三则是外戚专政、八王之乱与西晋中后期的浮竞士风。平吴后，杨骏兄弟开始用事，利用武帝怠政之机，大力交通请谒，权倾内外，从282年“三杨”用事算起，到291年全部被诛止，外戚杨骏的专权有近十年之久。以贾后为内应的贾氏外戚专权，是从291年贾后借楚王玮手杀“三杨”、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瓘，然后又听从张华之计杀楚王玮后得到实施的。公元300年，赵王伦与梁王肜等举兵废杀贾后，并杀张华、裴頠，“八王之乱”开始，一直到311年，怀帝被俘，青衣行酒。316年，愍帝出降，执盏洗爵，西晋灭亡。在这种风云战乱之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浮竞风气。其中，“二十四友”中虽有郭彰、石崇、王粹这些外戚和上层士族，但其主要组成人物还是以中下层士族为主的，如潘岳“早辟司空太尉府”，后“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又“谄事贾谧”，最后被赵王伦所杀(17)。其余如陆机、左思、刘琨、挚虞、崔基、牵秀等都出入于外戚宗王之间。这些人有着自己强烈的功名愿望，于是他们四处争搭外戚和诸王争斗的战车，期望在其中获得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因此，“二十四友”集团呈现为政治趋向性非常强和联系松散型的特点也是由此决定的。
    总之，作为西晋唯一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集团深刻地打上了西晋这个时代的烙印，它的交游方式及其特点都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士风紧密相连的，深刻体现出西晋文人社会活动的整体风貌，具有深刻地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注释：
    ①具体如王欣欣：《评“二十四”友》，《山西大学学报》(哲设版)1991年第4期；隋秀玲：《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张珊：《从魏晋官制背景看“二十四”友的出现》，《殷都学刊》2009年第4期等。
    ②周晓琳：《中古文学集团考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1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8，第1007、1054页。
    ④[日]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第171-182页。
    ⑤⑧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329-333、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