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有《答兄平原诗》四言第九章：
    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庸。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惇仁泛爱，锡予好音。
    在这里，陆氏兄弟相互倾诉又相互安慰，共同回忆了过去兄弟们济济一堂，如鸾如龙、意气风发的情景，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在“凋俊坠雄”的残酷现实。家族衰落、世业长终、广宅颓庸、堂有哀声、物存人亡、感物悲怀，这些词语所展示出的相同的情景、体现出的高度的感情共鸣，使得这两首诗仿佛是一人在喃喃自语，又好像是兄弟二人相对而叹，而“拊膺涕泣，血泪彷徨”的情感喷涌，更把这种思念与悲伤之情推到了高潮。从整体上来看，这两首诗题材和体裁都明显地受到了诗经和古诗的影响，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在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中运用的四言体裁和以时间转换写内心体验的角度；古诗《十五从军行》“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中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描述。当我们读二陆的这些赠答诗时，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只是在这里，二陆的语言较之《古诗》更加雅化，抒情更加温婉，他们不同于《诗经》中景色的映衬作用，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反复吟唱，哀婉动人。二陆赠答另有五言诗两首，其内容也多是思亲念家和对于生命的叹息，但是反而不及此四言诗动情，可见体裁对于诗歌的优劣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关键是在于是否有真情注入其中。
    挚虞和杜育之间的赠答，则是意气相投的好友之间的互相欣赏。关于杜育，《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条注引《晋诸公赞》云：
    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歧嶷，号神童。及长，
    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按时为永嘉五年，即311年)为贼所杀。(12)
    又据《晋书》各处零星记载知杜育在迁国子祭酒前曾任常侍、汝南太守、右将军等职。《随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二卷，以后其集散失，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杜育的《赠挚仲洽诗》是其现存的唯一一首完整的诗歌。诗中开头写道“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由此可见此诗应是送别之义。又曰：“人亦有言，贵在同音。虽曰翻飞，曾未异林。姑恋同枝，增其慨心。”在这里，杜育没有太多的套语，而是通过“同音”、“同枝”不断地对二人的志同道合作更深入的表达。挚虞《答杜育诗》：“好以义接，友以文会。岂依在高，分定倾蓋”等句也反复称颂二人建立在对道义文章共同追求基础上的友谊。
    由以上“二十四友”成员的赠答诗来看，当时的赠答唱和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而通过现存这三组赠答诗的内容来看，“二十四友”集团成员之间并不是人人都互相交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其中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有亲属关系、利益关系的小集团。在这些小集团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如陆机与潘岳就是一种利益与斗争共存的关系。他们追随贾谧是为了仕途发达，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却使其不能为实现这种目的而统一思想和行动，更不可能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些赠答诗从现存“二十四友”的资料来看，无疑是其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把这些诗放到西晋这个赠答诗盛行的时代来看，这些诗无论从数量还是范围来说，都是与这个集团的规模不相称的，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集团内部的松散性和复杂性。
    三、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
    “二十四友”集团成员的交游活动应该还包括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晋书·左思传》曰：“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潘岳《于贾谧坐讲汉书诗》：
    治道在儒，弘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惟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
    陆机《讲汉书诗》残句：
    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
    从这些资料来看，左思、潘岳和陆机都为贾谧讲解过《汉书》。从潘岳和陆机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讲解《汉书》的主要目的是“治道在儒，弘儒由人”，即为了宏扬儒家学说，而其途径就是通过对旧史中存在的疑问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促进对历史的新认识，这实际上是一个重新解读历史的过程。潘岳诗中所说“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和陆机所说“讲学秘馆”、“芳风雅宴”，都说明了这种切磋学问的过程中伴随着许多集会和雅宴，而其中应当是包括“二十四友”中的一些人物的。
    “二十四友”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参与了著名的“《晋书》限断”的问题的讨论。如史载：“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13)而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亦当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他主张司马懿父子三人应入晋史，这是肯定的，但是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是称传还是称纪，陆机则语气模棱。而从干宝《晋纪》云：“秘书监贾谧请束皙为著作郎，难陆机《晋书限断》”来看，陆机虽然此时附会贾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观点与其相左。而且，贾谧也并没有利用手中的特权来干预此事，而是请束皙为著作郎，与陆机展开相互问难，显然大家都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史学问题加以辩论的。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绔子弟，但从此来看，确如《晋书·本传》所说的“好学有才思”，对学术和文人采取了一种相当尊重的态度，这也是他在除了自身权势以外能笼络陆机、陆云、潘岳、左思、刘琨等名流作为二十四友的一个原因。当时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重要大臣，都主张按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泰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王戎等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而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14)
    此时，“二十四友”集团的其他成员，如陆云、刘琨、左思亦俱为贾谧招纳，委以文笔之职，他们是否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没有留下相关史料，但是据《惠帝纪》有使贾谧重议“晋书限断”之载不难看出，贾谧是为了编纂《晋书》而招集才学之士。以编国史之由招延名士，这对当时“领秘书，掌国史”，而却不能像诸王和司空、太尉等重臣一样委聘属吏的贾谧来说，无疑是一个职责范围内的最为堂皇的理由。而作为“二十四友”中这些被招揽的文士们来说，参与此类问题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因此，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也就是“二十四友”集团的一种文化职能与交游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