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粮食销售问题的争论
    1962年1 月美国一家名为西雅图的公司申请向中国和北朝鲜出售小麦和大麦的出口执照，并声称中国想要以正常价格向其进口40万吨谷物[1]（Document 84）。此前国务院曾阐明过关于是否应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以及援助方式的某些重要标准，即“美国只对中国提出的坚决但未必是公开的食品需求、由美国直接提供食品来表示人道主义而非销售或类似的商业安排、美国提供的救济食品原料会被真正有效地发放到那些需要者手中的情况予以考虑”[1]（Document 81,Footnote 1）， 但此时来自民间的申请却又激起了政府对粮食销售问题的兴趣。哈里曼和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便于1月25 日给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麦吉发了一份备忘录，向其概述了这一情况，还表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中国定购。热心于调查西雅图公司诚意的哈里曼认为中共的钱若用来买食品，剩下的便远远不够其用来进行工业发展了，因此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1]（Document 84）。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月29 日的会议还就国务院应顺从总统关于可能向共产党中国销售粮食的建议达成了一致[1]（Document 100）， 并责成国务院酝酿此项建议，还指示中央情报局设法获得更多的信息[1]（Document84,Footnote4）。 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成员罗伯特·科默却持反面意见，他在1月29 日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分子的需要远远超过这微不足道的40万吨，此举不过是扬汤止沸，以致于如果有效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试探手段看看美国是否会合作；如果我们在蒋介石想要趁机推翻大陆的时候向其提供粮食，一定会令蒋介石大发脾气；如果我们以此开始对中共分子的贸易，那么新的贸易议案的通过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其经济一旦恢复将同时发生的可能就是其原子武器的发展。所以至少应该考虑如何才能延长北京的困境，以便日本、印度的力量强大起来，并为加强东南亚、南韩等这些地区争取时间[1]。结果，3月23日商业部拒绝了西雅图公司的申请，声明说：“没有证据证明定购是基于来自相关政府的需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务院法律顾问蔡斯说如此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对预期的国会反对任何向共产党中国销售粮食的决议先发制人 [1]（Document 100, Footnote 1）。而且事实上由这次民间申请所引发的对粮食销售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也并未因这一决定而终止。4月4日，国务院拟订的“装运药品和粮食前往共产党中国的美国政策”的建议终于由腊斯克以草拟备忘录的形式呈交肯尼迪，分别是：1.商业部应立即解除对华药品禁运。2.让人们知道但不必搞宣传，否定向共产党中国出口食品包裹的许可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且从此以后商业部也会批准民间那些真诚的对该国家食品或粮食的赠送。3.卡伯特大使在与中方大使王炳南会谈时应说明：a ）美国政府已经得知中共政权有兴趣购买美国的谷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兴趣是否确实存在，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我们很想知道原因。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共政权的需要还可以从其他自由世界的提供者那里得到满足。 b）美国现在的立法不允许政府像其他提供者那样以信贷的优厚条件出售谷物给共产党中国。c ）如果中共能够为购买美国谷物筹措到资金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也能筹措到资金从其他提供者那里等价购买。d ）美国政府现在没有兴趣从商业或财政动机出发调整相关的政策，并且只要其他主要提供者还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美国就不能证明其贸易管制政策的修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e ）在证实了中国大陆的需要已无法从别处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以考虑这件事。f ）美国政府不打算利用向我们寻求粮食援助的事实搞宣传。4.国务院应通知澳、加、法三国：美国政府有考虑但还未采纳会使它加入向中国大陆提供谷物的竞争的建议；我们不期望或要求他们在当前的环境下对其给共产党中国的粮食供应附加外部条件；然而，如果北京政权意识到了其对外行为方向上的任何重大改变与可持续获得非政党集团的粮食之间的关系，那么有可能以自由世界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改变中共更大规模的对外干涉；我们希望这些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找到合适的方式把这一事实传达给中共。国务院在制订上述建议的时候，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危机与同苏联的分歧；在出口食品和药品方面古巴的先例；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美国对其下经受灾难的人们的人道主义关注；中共领导明确证明了的不接受美国施舍的决心；美国立法的强行限制；让共产党中国的外汇用来购买粮食而非进行工业发展的好处；可获得美国之外的供应的可能性；我们看起来过分出于商业考虑的动机是不合需要的；共产党中国的国际表现；众所周知现在的主要提供者不愿意对其向共产党中国的食品原料销售附加政治条件，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共产党中国会明确地拒绝建立这种联系的努力；改变现行的政策可能会引起的国内外反应；在共产党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灵活性并制造更富有成果的对话的需要；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维持异常关系的长期可能性；我们讨厌留下一个在中国人民极度需要而又不能从他处获得时美国却不愿意向其提供食品的记录”，还特别补充说“调整第二项建议可以服务于美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这两个有用的目的，但可能会被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看作主要是设计用来引起世人对其及其国家的政策与政策执行失败的注意；特别是，如果伴随着大肆的宣传，那么第三项建议打算提出的对话将受到限制”。 4 月 5 日麦吉也表示同意这套建议 [ 1] （Document 100）。然而国务院内部对这套建议只是大致达成了一致。哈里曼在4月3日呈交腊斯克的附带有此文件的备忘录中就指出主管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反对第三项建议，即卡伯特大使应在与王炳南的华沙会谈中主动表示当证实了中国大陆的需要已不能从他处得到满足时美国愿意考虑向其销售谷物的政策。但哈里曼认为此四项建议是谨慎而适度的，不应再被削减。由于存在分歧，所以国务院内部不可避免地又掀起了一场政策辩论。
    4月6日约翰逊在呈交腊斯克的备忘录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1）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应该是敏于接受他们为改善关系提出的各种建议或思想，但是，就目前来说，至少我们自己不要进一步采取主动。我们以往和最近的一些主动表示都被极为粗暴地拒绝了。（2）中共对我们的敌意来自我们对台湾的支持，而其他事情，包括贸易，都是极不重要的。直到他们对此的态度有所改变我们才有希望与其进行有价值的对话。但至今仍没有任何这种改变的信号。（3 ）中共一向的态度是他们等得起，而且他们不必作出让步，来自外界尊重联合国和台湾的压力以及来自我们自己尊重贸易的商业压力就会使我们单方面地调整美国政策。我们现在去采取这样一种甚至是试探性的接触会使他们坚信其政策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正在被迫对自己在谷物方面的商业利益有所反应。他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待，而我们会继续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向走下去。（4）我们表示愿意许可食品赠送， 即建议极有可能会再次受阻于中共的情况就将做到有必要在此时推卸掉美国不关心中国饥荒的责任，且可能反由中共政府来承担。（5 ）如果当中共真正有兴趣从美国购买谷物时，我会满意于非直接地、明白无误地知道此事，因为他们宁愿间接地提出也永远不会在华沙谈到这个问题。”[1]（Document 102）随后4月9日鲍尔在呈交腊斯克的备忘录中也表示赞同约翰逊的保留意见，认为在华沙会谈中突然插入关于谷物销售的可能性将是一个错误[1] （Document 102,Sourcenote）。对此哈里曼则在4月13日呈交腊斯克的备忘录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从总统在1961年1月25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以来，中共对谷物的需要已变得日益接近不能从其他供应者那里得到满足的边缘了，而中共领导把美国描述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反对由我们自己的行为或无所作为为其提供反美的“炮弹”。尤其是内外交困的局面一定会使中共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虽然我们不知道现在其内部分歧或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分歧的情形，但明显的是，如果美国表现得愿意对改变两国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有所作为，就会加强其内部可能愿意在现在或将来也这么做的那一派。不管是不是如此，我们都不能留下在一个民族急需食品的时期美国却拒绝向其出售的不良历史记录，这会给我们日后留下麻烦。考虑到这一点便不能同意“至少目前我们自己不要采取主动”的说法，因为如果我们曾经采取过主动，那么现在则是我们能比在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后做出更优雅且得体的姿态的时机。再说我们所建议的这一小小的举动，毕竟似乎可以在尽管不大的作为与静止不动之间有所选择了。我不认为在当今以变化为标准的世界事务面前，一项僵硬的政策能够很好的为我们服务。此外哈里曼还表示，如果需要，希望有机会与腊斯克进行讨论，他直觉这将是总统所想要的[1]（Document 104）。后来哈里曼4月17日在与腊斯克会谈中苏关系时便讨论了谷物销售的问题。当国务院执行秘书巴特尔向其询问是否要另外安排一次与腊斯克就该问题的会谈时，哈里曼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我当然不想再看到过去那种强加于总统的僵硬的政策。我想就谷物问题而言，他对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是相当支持的。”罗斯托在4月23日给巴特尔的备忘录中也建议在前述腊斯克4月4 日呈交肯尼迪的草拟备忘录和哈里曼4月13 日呈交腊斯克的备忘录两份文件的基础上安排一次与腊斯克的会谈，但要等到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希尔斯曼能够回答腊斯克提出的关于中国领导权内部可能的分裂和最近中苏关系的发展之后[1]（Document 104,Footnote 4）。看来，有关中国自然灾害的种种问题还真是令华盛顿的政要们大伤脑筋，但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却为两国提供了宝贵的相互接触并交换意见的渠道。在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对立的年代，为了让中国尽快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政策意向，国务院对一系列华沙会谈做了精心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