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一堆疑团。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 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这一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
    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颁发上谕说：“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八月初六日上谕）。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决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指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张仲炘、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那么，袁世凯曾否告密？告密真相如何？影响如何？关于告密真相，有的同志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为真。袁世凯说：初三夜，“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以下袁详叙与谭的谈话，谭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袁乃言：九月将有巡幸天津之举，届时皇帝走入袁的军营，“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离去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醉”。初五日上午袁觐见光绪请训。
    “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注：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在这里，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因为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