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谭嗣同已明告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这样说来，慈禧的性命可虞。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据《戊戌日记》载：初一、初二日，袁世凯除觐见光绪外，还谒见了刚毅、王文韶、裕禄，又和庆王奕劻在宫门外见面，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合理的推想是袁世凯最初并不想告密，或者在作思想斗争后未作告密的决定。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珪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何其拖沓、糊涂？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那么，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它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第一条史料是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之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詷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张一麐所说有误，如谭嗣同访袁在法华寺非海淀旅店，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北京，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张一麐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另一则史料是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说，袁世凯被光绪帝提升为侍郎，在京预备召见。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陈夔龙所说亦有误，如记袁世凯八月初三回津应为八月初五，但所记与张一麐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麐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
    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麐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