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子部著录墨家书三种十七卷，又注出《田俅子》一卷至梁以来方始亡佚①。《二十五史补编》收录的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对此无所增补，丁国钧等人的《补晋书艺文(经籍)志》增晋有鲁胜《墨辩注》一种。据此，魏晋所存墨家书今可知者共五种，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墨家书六种八十六篇相比，亡失的有《尹佚》二篇和《我子》一篇，尚存的是《田俅子》、《随巢子》、《胡非子》和《墨子》四种共十八卷，而汉晋间新撰墨家书仅有西晋鲁胜《墨辩注》一种。
    魏晋以来传世墨家书较之《汉志》所录不增反减，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少研究者都因史籍未见汉人撰有墨学著作，遂以为秦末汉初墨学已微，汉武以来竟成绝学②；进又认为鲁胜的《墨辩注》作为迅速亡佚的绝后孤响，不足以为墨学至魏晋仍在流行和发展的依据③。不过清人如俞樾、孙诒让④、近代以来如梁启超、方授楚等先生，均曾注意到汉代墨学之况及其流变⑤，贺昌群先生更梳理了魏晋以来墨学流行的不少史实⑥。可以认为，过于强调汉代墨学衰微，认其至魏晋已成绝学的看法，在观察和分析相关问题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纰漏⑦，并不符合墨学在汉晋间传播、发展和得到人们尊重的大量史实。以下试从四个方面加以申说，以明其要。
    一 墨学与魏晋名理学之关联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述其上疏论事，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云云。贺昌群先生上引文即以为此处“刑名”即“形名”，指名理之学，认为名、法两家夙有关联，三国初年法家学说的兴盛，也推进了名理学的发展⑧。汤用彤先生则详析《人物志》等魏晋间所撰名家新著之学理，指出“汉魏名家即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着力勾勒了魏晋名理学与清谈的关系，及其贯注于当时儒、法、道、玄各家学说之态⑨。从这些讨论中不难体会，在魏晋时期清谈盛行、玄学勃兴、思想活跃和学术发展的潮流中，名理学洵为其基本方法论，乃是当时学术、思想界共所关注的显学。⑩
    鲁胜注《墨辩》，正须在此背景下来理解。《晋书》卷九四《隐逸鲁胜传》载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据此，鲁胜之所以要注《墨辩》，直接原因在于时人公认辩名析理对明确同、异、是、非及道义、政化都十分重要，但早期名学著作存世很少(11)，而《墨子》书中的名辩理论则自成系统，保存相当完整，遂注释整理之“以俟君子”。栾调甫先生说汉末以来，“子学流行，《墨子》固赖以保存；清谈所被，墨辩亦籍以显闻”(12)。亦正有鉴于此而指出了墨学预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情状，因为辨名析理在魏晋既已蔚成学界风气，为方法论之大宗，而周秦以来墨学与名学又渊源特深，学缘甚密(13)，也就理所当然地与名家著作一起受到了重视。因而鲁胜在注《墨辩》四篇的同时，又“采诸众杂集”而撰《刑(形)名》二篇，足以说明墨学与名学已成相连传播和发展之势，都在魏晋学术、思想的主潮中活跃了起来。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关注名学固已蔚成风气，留意墨学的也绝非只有鲁胜。如夏侯湛作《抵疑》，述当时贵游、缙绅、天下之彦，“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仆皆不如也”。魏晋间“讲儒、墨”与“说玄虚”同为时人所尚，就是因为其中往往都贯注了名理学。晋武帝时石统因忤扶风王司马骏而得罪，其弟石崇上表有曰：“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14)《随巢子》为墨子后学的作品，石崇引其“察情”、“察事”之理为据，一方面说明此书所含辨名析理的内容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墨学地位不低足可引据。《抱朴子外篇·蔽喻》讲到葛洪曾与“同门鲁生”讨论王充《论衡》“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的问题。“属词比义”正为当时名理学所关注(15)，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则表明其讨论及于墨学，且非兼通儒、墨者不能有此看法。这里的“同门鲁生”是否就是注《墨辩》的隐逸鲁胜可以存疑，但葛洪及其师门确是经常与人讨论到墨子和墨学的，《抱朴子内篇》和《外篇》中相关议论比比皆是(16)。这些事例不仅说明鲁胜注《墨辩》有其深厚背景、广泛基础而绝非绝学孤响，也直接反映了墨学在魏晋名理学盛行的潮流中颇为活跃、甚受重视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