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葛洪这里则说主张“明鬼”的墨家于神鬼也“终不言其有”，再次表明其必精读《墨子》深晓其义，方能有此概括。(37)
    二是说明当时学人往往以儒、墨同为入世进取之学。《弘明集》卷一牟融《理惑论》：
    观三代之遗风，览乎儒、墨之道术，诵诗书，修礼节，崇仁义，视清洁，乡人传业，名誉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
    这里不仅指出了儒、墨在诗书礼义上的相通处，而且把“览乎儒、墨之道术”概括为汉末以来“中士”的习惯。前面引到西晋夏侯湛《抵疑》，说时风“讲儒、墨，说玄虚”，正可与之相证。又《晋书》卷四九《向秀传》载其注《庄子》，至“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38)。点出了儒、墨在此前后的影响和声势。张敏的《头责子羽文》自嘲有曰：“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39)。所谓“中不效儒、墨”，也说明了儒、墨入世进取之道为当时一般学人所效法的状态。(40)
    三是反映当时墨学与儒学地位相近而甚受重视。如《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载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等四人联名上疏举荐管宁，誉其“娱心黄老，游志六艺……韬韫儒、墨，潜化傍流”云云。所述“韬韫儒、墨”意在说明举荐管宁的依据，自非泛泛称述而已。西晋张协作《洛禊赋》述时人洛滨修禊而“主希孔、墨，宾慕颜、柳”(41)。则典型地体现了孔、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其时孔子尚未尊至极致，墨子亦非如后世之绝难比肩孔子。《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传文立、柳隐以下二十人事迹，其末譔曰(42)：
    若斯诸子，或挺珪璋之质，或苞瑚琏之器，或躭儒、墨之业，或韬王佐之略。潜则泥蟠，跃则龙飞，挥翮扬芳，流光遐纪，实西土之珍彦，圣晋之多士也。
    这里“或躭儒、墨之业”，义与上举《理惑论》述儒、墨之道“中士所施行”，《头责子羽文》“中不效儒、墨”等例相通，然其语气极尽褒奖，足证墨学地位仍与儒相近。
    儒、墨连称既是一种用语习惯，自必有其社会认识和思考背景。如果孤立地看其字面辞义，就会轻易放过这一习惯背后的种种社会内容。而若联系前面所说魏晋墨学流行和影响颇大的史实，这种用语习惯的流行，显然还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人仍视儒、墨为同类的风气，也确凿无疑地包含着墨学地位仍与儒学相近的学术和思想背景。
    四 墨子的多重形象及其为道教所托附
    魏晋时期，墨子仍以多重形象为世所称，又越益为道教所关注和附会，这类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墨子事迹和墨学主张对于世人的巨大感染力，其显然不能视为墨家的“墮落”，而是墨子和墨学影响及于社会基层的体现。
    方授楚先生曾论墨学对于各家学说之影响：“其直接影响而发为行动者，有许行及任侠一派；而其尚同重功利，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见取于道家；儒家受其影响则尤深。(43)”学术、思想层面的这种影响反映到社会上，便是墨子一身而兼具多重形象。从上面举到的例证中，可以看出墨子在魏晋仍以大贤著称，甚至与孔子并举，这可以说是墨学与儒学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当时脍炙人口的墨子行迹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大侠和大匠两种形象。
    如《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载其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东海王越曰：
    秘之不天，值此衰运，窃慕墨翟、申包之诚，跋涉荆棘，重茧而至，栉风沐雨，来承祸难。(44)
    《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载张天锡遣使备礼徵瑀，其徵书有曰：
    昔傅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
    《抱朴子外篇·博喻》：
    出处有冰炭之殊，躁静有飞沈之异。是以墨翟以重茧怡颜，箕叟以遗世得意。
    这些议论中的墨子，都是急难好义，舍身救人的侠之大者，这当然也是墨家在周秦之际屡屡践行其义、悲壮殉道而感动世人的结果，足见墨子事迹的传诵与墨学要义的传播本难截然分开。至于墨子的大匠形象，见于魏晋人议论的，如《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杜夔传》裴注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有曰：
    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
    《抱朴子外篇·名实》：
    嗟乎！彍棘矢而望高手于渠、广，策疲驽而求继轨于周穆，放斧斤而欲双巧于班、墨，忽良才而欲彝伦之攸叙，不亦难乎？
    又《抱朴子外篇·应嘲》：
    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