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巧思精构和擅于制作，其事广见于《韩非子》、《列子》、《淮南子》、《论衡》诸书，而墨家学派本具手工业者背景，墨子之道深思而尤重践履，力行而讲求工具，墨家弟子必亦以诸巧思精构而拒强敌，益民生，践道义，这既是墨子形象熠熠生辉的又一背景，也是墨学在社会下层易得呼应流衍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这多重形象的流传于世和深入人心，汉魏以来墨子又越益与神仙家及道教关联，并开始以仙道身份著书立说、现其神迹、拯救世人而进入道教神仙谱系(45)。如《抱朴子内篇·遐览》述道书有《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又记其师郑君之语：
    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
    其《金丹》篇又载有“墨子丹法”：
    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46)
    葛洪又撰有《神仙传》，其书卷四有《墨子传》，述其从赤松子游，入山逢神人而成仙，“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五卷”。同卷《刘政传》、《孙博传》则载二人俱治墨子术而获神通。这些都说明墨子与道教的关联，到魏晋已骤然强烈起来了。
    墨子被道教所托附的这类现象，曾被学者认为是墨学“变质”而趋微的标志；但从传播学角度来观察，在世间流传其多重形象的前提下，墨子与墨学趋近于民间巫鬼之道而出现变种别体，只能说明其影响甚大和活跃于世，方得流衍分枝于俗间而成相关传说的“箭垛”。若再联系墨学传播的种种史实，其又明显与当时社会上层研习和熟悉墨学之况脱不了干系，并且与之一起构成了汉魏以来墨学传播和发展变迁态势中的重要一环。至于其流传和影响于民间的分枝终于压倒其本干，《墨子》及其他周秦墨学文本也更为寥落而真成绝学，那恐怕是较晚的事情，而非魏晋时期的状态。
    五 小结和余论
    综上所述，结论有四：
    其一，魏晋时期的墨学固然不如儒学、玄学之盛，却仍预于学术、思想界主流而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其二，魏晋时期墨学流传之况乃直承汉代而来，鲁胜注《墨辩》也绝不是墨学的绝后孤响，而自有其久远学脉、深厚背景和广泛基础。
    其三，魏晋时期墨学的影响并不限于学人书斋，而是兼及于庙堂之上的现实政治和社会下层的生活空间，故其流衍变化自应存在多个分支。
    其四，周秦墨家著作在魏晋时期的部分亡佚，不足以证墨学的衰微；旧式学派的不存和新撰书籍的稀少，与其学说演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绝不可贸然定其衰亡殆绝。
    应当指出，魏晋墨学流播之况，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非儒家类子学的状态，从而提示了当时子学仍颇发达的场景，提示了清谈盛行和玄学兴起的很大一部分学术、思想背景，也提示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学与子学继续流播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
    事实上，魏晋以后墨学仍颇受关注而未迅速消沉。如《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载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准沙门觐见之礼有曰：“臣闻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岂止敬恭？将欲昭张四维，缔制八字。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至于崇亲严上，厥繇靡爽。唯浮图为教，逷自龙裔……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皆当尽虔礼敬之容；则朝徽有序，乘方兼远矣。”此处有司奏谓“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表明时人仍惯以诸子为说，且深知名家与墨家的密切关系。此书同卷《梁剡法华台释昙斐传》述其会稽剡人，出家受业于慧基法师，“方等深经，皆所综达，《老》、《庄》、儒、墨，颇亦披览”。是为沙门读《墨》之证。又陶渊明诗文往往涉及墨学，论者以为其有“墨派倾向”(47)。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说蕃》述“周公旦则读书一百篇，夕则见士七十人也”。此其所据为《墨子·贵义》篇(48)，是人必亦熟读《墨子》。《陈书》卷三四《文学陆琰传》附《陆瑜传》载太建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作书悼之，誉其“博综子、史，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一褒一贬，一激一扬，语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尝不闻者心伏，听者解颐”。《魏书》卷八四《儒林刘献之传》述其“曾受业于勃海程玄，后遂博览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是其颇知“名法”与“杨墨”之内在关联，其所读群籍中必有名、墨之书。《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其北齐时与魏收论《齐书》起元之事，其论有曰：“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是其亦读《墨子》而用于行事。至于《史》、《汉》、范书唐以前各家注文所引《墨子》之文，更是不胜枚举。
    与之相应，各种非儒家类子学也还在活跃流播并影响于世，《文心雕龙·诸子》篇述《七略》著录诸子百八十余家，“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即可视为对此前子论蜂起而子学甚盛之况的概括。唐代马总《意林》(《丛书集成初编》本)前附贞元二十年抚州刺史戴叔伦所撰之《序》，谓汉代以来，“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劲案：原缺一字)，盖数百千家，皆发挥隐微，忌翼风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纵横立权，变通其要”。说的就是萧梁庾仲容编《诸子抄》以前的子学流行之况。至于唐太宗命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五十卷，其中二十卷摘抄周秦和汉魏以来子书达四十七种，认为其亦有助于治道，“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则又鲜明地表达了标榜王道的贞观君臣对于子学的态度(49)。由此联系相关的种种史实，不能不引人深思魏晋以降子学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去更为深入地考虑其存在的生态、发展的方式及其著述和著录形式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反省那种把汉魏以来的儒学与子学对立起来，又把玄学从子学中割离出来的研究框架，从而把子学重新纳入到当时学术、思想界发展演变的全景画卷中来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