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晋间对墨学的晓谙和关注
    魏晋时期墨学的活跃固然与名理学盛行相关，更与长期以来墨学流衍传播的脉络相续，名理学盛行只是墨学受人关注的放大器而非前提条件，因为汉魏以来学人晓谙和关注墨学本不限于名理学，其例比比皆是。
    如东汉光、明帝间冯衍宦不得志，自论有曰：“杨子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17)其“泣乎白丝”取诸《墨子·所染》篇(18)。和帝时期的宰相胡广曾作《百官箴序》，其中讲到“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19)，说明胡广必研究过《墨子·明鬼》篇(20)。卒于灵帝末年的赵咨遗书薄葬，称“墨子勉以古道”，又述“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21)。甚崇墨学的节葬观念。同一时期，何休与其师羊弼撰写了《公羊墨守》一书(22)。其坚持《公羊》家法而称“墨守”，取鉴的是《墨子·备城门》诸篇所支持的墨子守城牢不可破之例。正是这类事例，说明《淮南子》所部分代表的“山东墨者”的影响(23)，并未随汉武以来独尊儒术的过程而迅速衰竭，也把汉代与魏晋时期墨学的流播串联到了一起。
    《宋书》卷二一《乐志三》载曹操作《天地间》歌词有《度关山》一首，其中有句：
    侈恶之大，俭为恭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载畴违令吊祭袁尚，曹操不问其罪。裴注引《魏略》载其时曹操下教为畴开脱有曰：
    使天下悉如畴志，即墨翟兼爱、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结绳之道也。
    曹操屡屡称述墨家的兼爱、尚同、节用等旨，既说明其晓谙墨学，也令人联想其节葬观念和骤然推行的相关措施，同样受到了墨学的深刻影响，这就继承和发扬了东汉以来墨学流播的势头。由此可知，魏初邯郸淳作《受命述》，歌颂曹氏“屡省万机，访谋老成；治咏儒、墨，纳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务在谐万国，叙彝伦”(24)。只能是确有所指的治道概括，说明的是当时统治者对墨学要义的关注。
    另如曹植《玄畅赋》序，述“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旨，杨、墨殊义”(25)。可以看出其深谙墨家殉道之义及其与杨朱学说的对立。阮籍《咏怀诗》感慨“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26)；张华《轻薄篇》有句“墨翟且停车，展季犹咨嗟”(27)。皆表明时人熟知墨学典故与要义。刘徽注《九章算术·衰分》篇“列置爵数，各自为衰”曰：“《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28)是其必甚熟《墨子》各篇。《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载其为敦煌人，“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其《春秋墨说》书名似亦有鉴于何休的《公羊墨守》。又《抱朴子外篇·省烦》抨击西晋礼事繁琐，“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至于墨子之论，不能非也。但其张刑网，开塗径，浃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其所引墨子语，出于《墨子·非儒下》，“张刑网”云云，则出《墨子·号令》、《尚贤》、《节用》、《节葬》等篇。其《勖学》篇又述：“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门。”所谓“载文盈车”，本于《墨子·贵义》篇“墨子南游使卫”而载书甚多之事。
    从这些事例可以断定，墨学要义和相关典故仍是魏晋学人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仍在其学术讨论和思想表述中起着重要作用。并非庙堂之士的刘徽、葛洪精读《墨子》各篇而引据其文，更足表明汉代以来《墨子》一书绝不会是深藏中秘的“海内孤本”，而必存在着相当广泛的传承扩散脉络。(29)
    三 “儒、墨连称”之例与墨学的影响
    魏晋人往往以“儒、墨”连称，这类事例绝大部分都不是泛泛袭用《庄子·天下》篇等处的儒、墨连称故事(30)，而是汉代以来人们公认儒、墨学说渊源极深和相互渗透的证明，也是时人习知和甚重墨学的反映，至少也是孟子式尊儒抑墨主张在很长时期内并不得势的体现。
    儒、墨或孔、墨连称的习惯，根基是由于两家学说渊源有自、异中有同，其差异被凸显放大而泾渭分明，则为时甚晚(31)，故汉魏以来儒生虽有抨击墨学者(32)，但世人在习惯上仍常视儒、墨为一体。如汉武帝时赵人徐乐上书论政，其中谈到秦末土崩瓦解之事，述陈胜“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33)。这是以孔、墨并为大贤。《盐铁论·毁学第十八》大夫曰：“儒、墨外贪内矜，往来游说，栖栖然，未为得也。”这是以儒、墨为同类而语含讥刺(34)。班固《答宾戏》讲到“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35)。其虽用“栖栖”之典，却是以孔、墨并为圣哲。《隶续》卷一《司徒掾梁休碑》则赞休“素精孔、墨”。这些例子表明汉人连称儒、墨，乃基于战国以来儒、墨并为当世显学的背景，也基于时人对两家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和把握，决非人云亦云泛泛而言。魏晋时期儒、墨连称的大量语例正承此而来，具体则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一是体现了人们对儒、墨两家学说要义的深刻理解。如魏晋间刘寔作《崇让论》有曰：“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36)汉代以来人们经常感慨孔、墨当年不遭世运，刘寔所述亦然。《抱朴子内篇·明本》：“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疾疫起而巫医贵矣，道德丧而儒、墨重矣。”这是以儒、墨同为入世进取之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抱朴子内篇·论仙》：
    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处远，清浊异流，登遐遂往，不返于世，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故终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