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下》。
    (18)《墨子·所染》篇载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不可不慎也”。此篇内容又被秦国墨者撰入了《吕氏春秋·当染》篇，亦为墨学的重要文献。
    (19)《太平御览》卷五八八《文部四·箴》引。
    (20)《墨子·明鬼下》引“《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而《逸周书·文传解》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胡广意谓《墨子》引《周书》文出于《夏箴》，故曰墨子“称《夏箴》之辞”。
    (21)《后汉书》卷三九《赵咨传》，李贤注：“墨夷谓为墨子之学者名夷之，欲见孟子，孟子曰：‘吾闻墨之治丧，以薄为其道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见《孟子》。”
    (2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何休传》。
    (23)《盐铁论·晁错第八》大夫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
    (24)《艺文类聚》卷一○《符命部·符命》引。
    (25)《艺文类聚》卷二六《人部十·言志》引。
    (26)《阮步兵集·咏怀八十二首》之二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2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版，1990年。“杨朱泣歧路”即《荀子·王霸》篇述“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墨子悲染丝”出《墨子·所染》篇。又《晋书》卷八三《袁瑰传》附《袁乔传》载其与褚裒书有“染丝之变，墨翟致怀，歧路之感，杨朱兴叹”之句，亦用此典。
    (27)《乐府诗集》卷六七《杂曲歌辞七》张华《轻薄篇》。“墨翟停车”典出《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汉书》卷五一《邹阳传》载其狱中上书有“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之句，师古即以《说山训》此语注之。可见“墨子停车”之典，是与汉淮南、衡山王幕下“山东墨者”发挥的“非乐”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28)刘徽、李淳风注释之《九章算术》卷三《衰分》，收入郭书春等点校《算经十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如王充《论衡》多处谈及《墨子》与墨学，《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载其曾“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乃来自洛阳市肆所卖书，其中应当也包括了墨家书。葛洪亦熟知墨学，其《抱朴子外篇·自叙》述其知识来源：“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洪既“贫乏无以远寻师友”，是其所读“近万卷”包括《墨子》等书，当为句容一带地方所流传者。
    (30)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一文特别强调：“魏晋时虽然常常儒、墨并称……似乎墨学又与儒、道鼎立，实则此时儒墨一词仅是沿袭《庄子》中与道家相对的联称。”其实当时经学与诸子并称之例甚多，儒、墨连称现象即从属于此，许多都不是与道家相对而言；但即便是那些与道家相对而连称“儒、墨”之例，仍然可以反映墨学与儒学颇有共性，且其当时地位并不甚低的事实。
    (31)《宋书》卷一一《志序》：“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是儒、墨两家著述被视为泾渭分明而“异部”著录，《七略》是一个标志。《史记》卷二三《礼书》论礼有曰：“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其论有取于《荀子·礼论》，这自然是对儒、墨之分的深刻认识，却并不是当时的普遍看法。如《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人们尚视之为“以广儒、墨”。
    (32)如扬雄自比孟子，其《法言·吾子》篇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闢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同书《五百》篇则述：“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载其作《傅子》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当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