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据陈夔龙说：“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指光绪）”（《梦蕉亭杂记》）。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早在小站练兵之初，荣禄就很器重袁世凯。当年袁世凯受御史胡景桂弹劾，荣禄时任兵部尚书，赴天津调查，陈夔龙与荣禄同行，袁所练新军“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干，对陈夔龙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所以袁虽未主动告发围园密谋，而荣禄仍极力庇护他。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作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袁说：“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注：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记载：“再与卓如、孺博（梁启超、麦孟华）联名递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注：转引《戊戌变法》（四），132页。 ）。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沈曾植、沈曾桐）、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注：转引《戊戌变法》（四），134页。）。梁启超也说：“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 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注：转引《戊戌变法》（四），254页。）。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 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是时，袁（世凯）、徐（世昌）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举座咸欷歔，李玉坡大理至泣下”（注：《康有为诗文选》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可见强学会时期，康有为与袁世凯，声气相投，过从甚密，饮酒谈天下事，甚为相得。后来，康有为给袁世凯的信函中说“追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沈曾植、徐世昌）”（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Ⅲ，252 页。）。此后，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去天津练兵，没有什么交往。康有为再到北京，进行百日维新，袁世凯已是掌握兵权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与朝士们往来，故而也没有多联系。但康有为没有忘掉这位强学会的老朋友，称赞袁在小站练兵的成绩。康在代徐致靖拟《保荐袁世凯折》中说：“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项，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注：《保荐袁世凯折》（代徐致靖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371页。）。康有为推行新政变法，遇到极大阻力，守旧派计划在天津阅兵，实行废立。康有为寻觅奥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向赞成变法，往日颇有交谊而今日又手握兵权的袁世凯。“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注：转引《戊戌变法》（四）159页。）。因此，戊戌年六月，康有为派徐仁录前往小站， 游说袁世凯。徐仁录为徐致靖之侄，也是康有为的学生，少年气盛，议论风生，因有姻家言敦源在小站袁世凯幕中，由言的介绍，徐仁录来到小站。据《徐世昌日记》中说：戊戌年六月七日，袁世凯请徐世昌赴天津，当为迎接从北京来的徐仁录，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与徐仁录见面，“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起行回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袁世凯）寓久谈。徐艺郛（徐仁录）同来，留宿营中。六月十三日，午后沐浴，与艺郛谈。六月十四日，与艺郛、仲远（言敦源）畅谈一日，云台（袁克定）来。六月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徐仁录在小站逗留四天，第一天即到袁世凯公馆中“久谈”，第二天、第三天又和徐世昌、言敦源谈，还有袁克定参加，所谈当是维新派希望袁世凯以兵力支持光绪帝变法。这是维新派与袁世凯取得联络的关键。徐仁录是康门弟子、维新派代表，而维新派当时受到光绪帝重视，故袁世凯对徐仁录亦另眼看待，“设盛筵以款。由袁之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坐陪，并请阅兵，极宾主之欢。徐乘间说袁，今后应一心拥帝，排除腐旧之大计，袁一一首肯之，临行并厚赠程仪。徐回京后自鸣得意，认为此行收获巨大，一切主张都得到袁的收纳，将来天下事，举手定矣”（注：张达骧：《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1册，1976页。）。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六月，令徐仁录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转引《戊戌变法》（四）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