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王朝整齐划一制度下，地方社会往往能够展现出弹性很大的适应能力①。在广大的农耕区，这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运作方式已经被许多学者揭示出来②。作为国家专门管理的盐场，国家对其本来就有着更为严格和复杂的管理要求，而随着环境和人事的变迁，盐场在制度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往往能够形成更为灵活的机制，这正是本文希望考察的内容。
    中国的盐场管理制度研究起步较早，以往学界主要从明清两朝盐场的管理机构③，食盐生产关系④，灶户的基层组织及演变⑤，灶户的地位和作用⑥等方面进行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主要从制度方面进行考量，很少具体分析制度与地方社会如何结合。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清代盐政的僵化局面。陈锋在《清代盐政与盐税》⑦中指出清代的食盐运销制度是“割据式的引岸制”，盐销区域划分僵硬，很难变通，为食盐运销带来诸多不便，成为了私盐流通的其中一个根源。黄国信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⑧也为我们展现了在生硬的运销“界”限的划分下，“区”中的人们如何透过各种方式，打破界的限制。他们的研究虽然是针对食盐运销制度，但是却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僵化的盐政似乎也会影响到盐场的管理制度方面？盐场的人们又是如何面对和应付这种局面的？
    本文以明到清中期的香山场为中心，希望将香山场的发展与国家对盐场管理制度的变化结合起来，探讨珠三角盐场明清以来的发展模式。香山场包含今天的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的大部分地区，建县以前属于东莞县管辖。唐至德二年(766)东莞县曾经在此设立香山镇。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东莞县令姚孝资上呈分香山镇设香山县，获得朝廷同意，并将南海、新会、番禺三县划出一部分土地归入香山县管辖。在香山县山场村设立香山场，设官煮盐。直到清乾隆五十四年香山场被裁，才结束了其作为盐场的使命。明代以后，香山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中有环境变化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人为造成的改变，这些改变与盐场管理制度的变迁有着怎样的联系？盐场管理制度又如何影响地方社会的面貌？是笔者尝试解答的问题。
    二、积压的场盐：乾隆三年香山场盐斤漂失案
    乾隆三年(1738)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广东香山场、海矬场经历了一次台风灾害。根据官员的奏报，盐场仓寮被掀翻，所贮存的盐斤30193包尽数漂失，共计帑本10275两2钱零。地方官员上奏请求朝廷豁免该项款银⑨。有意思的是，该事件经过了户部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反复讨论，直到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户部尚书徐本才最终同意豁免漂失盐斤的帑本，并于乾隆七年的场羡中赔补，奏请皇帝旨意(10)。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三份关于乾隆三年香山场盐斤漂失案的奏折，其中两件是乾隆八年九月、十月，署理两广总督策楞所上，后一件是乾隆八年十一月间户部尚书徐本所上。在徐本的奏折中，此事终于告一段落。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一件盐场盐斤漂失案件需要废时6年才最终定论？
    从乾隆三年七月到乾隆八年九月，鄂弥达、马尔泰、庆复、策楞等人先后担任两广总督一职。从策楞上报的奏折内容看，前三者也曾经上奏禀明案件的处理情况。其中马尔泰称：“乾隆三年七月之飓风，迥异寻常，飞沙走石，树拔连根，场灶仓廒吹揭倒塌，加以暴雨滂沱，上冲下透，人力难支，以致溶化多盐。伏查照雍正十二年惠潮二州漂失盐包之盐本银两，经前任总督鄂弥达奏明，于雍正十一年余盐埠羡银内拨抵在案。今香山等场，所遭飓风更大，动项赈恤，前项溶化盐斤灶债银两，请在于乾隆五年正余场羡内拨补归款。”(11)事上报到户部，户部却认为雍正十二年(1734)惠、潮漂失盐斤豁免之事不可援以为例，不同意豁免帑本；同时提出质疑，一是广东乾隆三年并未报灾，为何现在又出现风潮漂失盐斤之说；二是盐斤原有包束，即使是茅寮倒塌，也不至于一夜之间盐斤尽失，因此要求彻查(12)。后据运司的解释是：“被风之时恰值早稻已收，晚稻甫种，庄稼并未受伤，是以未经报灾。至存仓盐斤虽有蒲索包裹，原非御雨之具，当寮篷既揭，大雨淋漓，上无遮盖，下有浸水，在外之蒲包尽湿，在内之盐斤自消”(13)，从台风来的时间和灾情的严重性两方面回答了户部的问题。同时报告了灶丁被灾多半逃故，倒塌寮房已分别全倒、半倒赈给，无捏饰情弊，再次恳请豁免(14)。到了乾隆八年九月，策楞在奏疏中指出：此案辗转不结由于粤东盐场革商归官办理，灶丁难以赔补漂失盐斤帑银而造成的。策楞认为：
    原本粤东盐场向系商办，灶丁领本煎晒，所收盐斤遇有风水灾伤，例俱商人承认，亦利在商而亏在商之意。嗣革场商归官办理，各灶盐斤俱发帑银收买，……官办与商办无异，直应于归官办理之初，将应赔应补之处详议章程，庶责成专而事无旁贷，无如从前恃有盐规充裕而场羡银两又得任意拨动，以故凡遇风潮冲失场盐，大概俱在场羡及陋规银内弥补，并不具题，亦不报部。……迨后督臣马尔泰、庆复清查陋规，银两鹾政，为之肃清，在外已无可拨之项。但是年场盐漂失，实属异常天灾，且漂失之盐已曾经官验明，万余金之帑项势难再责灶丁赔补，此辗转不结之所由来也。(15)
    考察广东盐法，康熙三十七年(1698)，裁革水商，设立场商，遂出现场商与埠商之分。“场商出资以收盐，埠商运盐以行销。惟场商资本微薄，灶户所产盐斤，不能尽数收买，以致场多卖私。”(16)为了防杜私盐，康熙五十七年场商被裁革，据载：
    由运库先后筹出帑本银三十六万余两，分交场员。灶户产盐，颗粒皆官为收买。官置艚船二百七十余号，发给水脚，运回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在关、在桥配盐，按包纳价，除去成本水脚，获有盈余，名为场羡，每年约四五万两……(17)
    自康熙五十七年场商被裁，发帑收盐之后，运司每年先发帑本银，交由场员，场员交给商人收买灶盐，迨到关桥(在省城曰东汇关，在潮州曰广济桥)存仓，配予埠商后，归还帑本银。商人拿到帑本以后，也是预先支付给灶户，灶户待到盐斤旺产之时，将生产出来的盐交给商人，商人再运到盐仓，与场大使勘对无误后，运往省城。如盐斤漂失则无盐可收，但帑本已经发出，官府就要向商人追讨，而商人已经把帑本分发给灶户，所以帑本赔补的责任应当落在灶户身上。灶户本身已经贫苦不堪，遇责又多逃亡，实在无法赔补帑本。因此，根据策楞的说法，按照以往经验，发生自然灾害时损失所缺的帑本银从盐羡和陋规中拨补。
    两广的盐羡、陋规是地方财政运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充当了官员的薪俸、养廉以及匠作、河工、文教等项日常用度，遇到灾荒赈济、浮粮等情况，也常常由盐羡和陋规中贴补(18)。从雍正到乾隆初年，广东盐政每年收取场羡约五万两(19)。另有各级衙门收受陋规约二万两(20)。乾隆六年(1741)、七年、八年，总督马尔泰、庆复分别清查盐羡、陋规，并酌定了广东运司公费支销章程(21)。我们根据马尔泰的奏折，首先可以得出乾隆六年广东盐羡、陋规的支用情况。
    乾隆六年、七年马尔泰、庆复将两广总督陋规银24000两移拨广西藩司，供南宁修城及生息之用，余下交商生息，这就是策楞所说的“清查陋规”一事。其实虽然总督陋规被移拨广西，但运库中还有三万余两留为公用，且乾隆七年还有盐羡收入，所以移拨的陋规并不能认为广东运司财政困难。我们看到，仅一年之隔的乾隆九年，策楞一下子就从盐羡中扣留111168两入帑本，发给灶晒收盐之用(22)。因此，策楞所称由于陋规被移拨，此次风灾损失没有可拨之项，只得请部豁免的意思并不是不愿意赔补，而是由于盐羡均已入运库，动支需要经过户部的同意，不能像以前一样“私下”处理，要“具题”、“报部”。他题请在乾隆七年场羡中尽数赔补。
    最终，兼管户部尚书的徐本在奏折中，认定了“存仓盐斤虽有包裹，原非御雨之具，上无遮盖，下有漫水，蒲包既湿，盐斤自消。灶丁多半逃亡，并无捏饰”(23)，奏请皇帝同意，将所损失的帑本共计10275两2钱，在乾隆七年场羡银内照数拨补，并再次声明嗣后不得援以为例(24)。历时六年的香山场盐斤漂失案才最终有了定论。
    无独有偶，在乾隆十年八月，香山、海矬又发生了一次盐斤漂失案。这一次，政府的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了很多，到乾隆十一年二月就有了结果。两广总督策楞疏称：海晏、矬峒、香山三场，于乾隆十年八月内，陡被飓风暴雨，潮水涌涨，消化盐2269包零。勘明属实。共灶价银828两有奇，应请豁免。即于本年场羡银内拨补还项，户部准议(25)。此次风暴发生在八月，但与七月同样是盐斤旺产、旺销之时，而报灾的范围也与乾隆三年风灾相似，而漂失盐斤的数量仅有二千多包，比乾隆三年时少了近15倍。两次相似的台风灾害，运司上报的损失数字竟然有如此大的悬殊，不得不让人对乾隆三年报灾的数字有所怀疑。
    实际上，当时户部已经质疑了三万余包盐的损失数字，但是经马尔泰、庆复、策楞三任总督的反复奏报，最后户部是“认了”盐斤漂失的事实。有趣的是，无论是地方官还是户部，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方从数字上计算过乾隆三年七月香山、海矬的盐仓之中，究竟存有多少盐。
    据《两广盐法志》已载：“香山场额收熟盐9685包；海矬场额收熟盐18257包35斤，内海晏场额盐13170包，矬峒场额盐5087包35斤。”二场每年额收盐斤27942包35斤，全年之额盐即使全额收贮也不足30193包之数，尚少2251包(26)。时值七月，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广东七月才开始进入盐斤旺产之时，全年额盐还未足征，乾隆三年的产盐量远远不可能达到三万包之数。